qq欢乐斗地主
社科網首頁|客戶端|官方微博|報刊投稿|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國史網首頁 - 加入收藏 - 網站地圖
 
重要新聞 | 影像記錄 |  教育指南
中國概況 | 人物長廊 | 大事年表
國史珍聞 | 圖說國史 | 60年圖片
專題研究 | 理論指導 | 政治史 | 經濟史 | 征文啟事 | 學 者
學術爭鳴 | 學科建設 | 文化史 | 國防史 | 地方史志 | 學 會
論點薈萃 | 人物研究 | 社會史 | 外交史 | 海外觀察 | 境 外
特別推薦 | 文 獻 | 統計資料
口述史料 | 圖 書 | 政府白皮書
檔案指南 | 期 刊 |  領導人著作
   您所在的位置:首頁 >> 社會史 >> 社會生活史
三線建設時期重慶地區內遷職工社會生活問題探析
發布時間: 2019-05-05    作者:王毅 萬黎明    來源:國史網 2019-01-25
  字體:(     ) 關閉窗口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檔案文獻資料的不斷公布,學界開始了關于三線建設(學界一般以1964年5~6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一線、二線、三線建設的戰略布局為三線建設的起始時間。關于三線建設的結束時間,學界目前主要有三種說法:一是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二是1980年第五個五年計劃結束;三是1983年中央確定三線建設調整改造政策。其中,三線建設的調整改造一直持續到21世紀初。在重慶地區,到1980年三線企業已經全部建設完成。因此,本文以1980年作為三線建設結束的時間。)的研究。縱觀近40年來有關三線建設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線建設的歷史背景、戰略決策、經濟效益、調整改造等方面。(《重慶市志·國防科技工業志》,重慶市經濟委員會、重慶市國防科學技術工業辦公室、重慶市地方志總編輯室1996年編印,第9頁。)有關三線建設中內遷職工社會生活問題的研究相對較少。本文以重慶地區(1997年3月14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決定,將原屬四川省的重慶市、萬縣市、涪陵市、黔江地區合并設立中央直轄市。同年6月18日,重慶直轄市正式掛牌。截至2017年底,重慶市轄26個區、12個縣(自治縣)和1個經濟技術開發區。本文所研究的空間范圍是1997年重慶市直轄后所涉區域范圍,但在探討三線建設期間國家對重慶地區的投資時,為尊重歷史原貌以1964年三線建設規劃小組工作所涉區域范圍為準,統稱重慶地區,不含現重慶市所轄的江津、涪陵、南川。)為例,擬從環境適應、工資獎金、勞保福利及生活物資供應標準等方面探討三線建設時期內遷職工存在的主要社會生活問題及其解決對策,以深化對三線建設和社會主義探索時期經濟史、社會生活史的研究。

  重慶地區三線建設概況

  20世紀60年代初,在嚴峻的國內外局勢影響下中共中央做出了加強三線建設、防備外敵入侵的戰略決策。()根據三線建設的決策,依據地形的戰略地位全國被劃分為一線地區、二線地區及三線地區。(所謂三線,是將我國由沿海、邊疆地區向內地劃分為三條線,一線指沿海和邊疆地區;三線指甘肅烏鞘嶺以東、京廣鐵路以西、山西雁門關以南、廣東韶關以北的廣大地區,包括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區的全部或部分地區,俗稱為大三線。二線指介于一、三線之間的中間地區。一、二線地區各自的腹地又俗稱小三線。三線建設主要是指三線和小三線地區的建設,也包括一線地區設備、人員向三線的遷移。本文三線建設特指大三線建設。參見陳夕主編:《中國共產黨與三線建設》,中共黨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3、8頁。)重慶地區位于長江上游,四面環山,歷來是我國戰略后方的重要工業基地。[1]抗日戰爭時期內遷重慶地區的建設機床廠、空氣壓縮機廠、長江電工廠、重慶鋼鐵廠、嘉陵機器廠、重慶特鋼廠、長安機器廠等一批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的企業,使重慶的工業獲得較快發展。重要的戰略地位和較強的工業基礎,使重慶地區成為全國三線建設的重點區域,被劃定為三線建設中最大的中心城市。1964年9月,中共中央批準成立了重慶地區三線建設規劃小組。10月,該規劃小組初步編制了《重慶地區三線建設規劃》,提出了一批以重慶為中心的工業布點的具體項目。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以重慶地區為中心的常規兵器配套建設指揮部,由第五機械工業部統一領導,中共四川省委和重慶市委參加。[2]1966年2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成都召開西南三線建設會議,對重慶地區的三線建設做出具體部署。三線建設期間,在大規模投資推動下,重慶地區建立了以常規兵器制造為主,電子、造船、航天、核工業等相結合的國防工業生產體系。[1]截至1980年,國家在重慶軍工企業方面的投資達15億元。(《重慶市志·國防科技工業志》,第10頁。)其間,重慶地區還先后建成了重慶礦山機器廠、重慶起重機廠、東風機器廠、四川儀表廠、紅巖機器廠、重慶標準件工具廠、重慶無縫鋼管廠、四川維尼綸廠、重慶天原化工廠、西南制藥二廠、重慶合成制藥廠等具有代表性的民用企業,初步形成了門類較全的現代工業生產體系。[1]

  隨著大批企業的內遷,一線、二線地區的職工也相繼內遷到重慶地區。截至1965年6月,從外地遷入重慶地區的基建施工隊伍有26904人。[3]據不完全統計,因三線建設內遷重慶的人口約50萬人。[4]其中,1964~1966年是重慶地區三線建設的高潮,也是職工內遷的高峰(詳見表1)。

  資料來源:方大浩:《長江上游經濟中心重慶》,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184頁。

  從表1可以看出,1964~1966年,在涉及中央15個部門的三線建設企業中,從北京、上海、遼寧、廣東等一線、二線地區內遷重慶的常住職工達到22002人(內遷常住職工指內遷后在重慶長期工作、居住的職工,不包括建工部、鐵道部及地質部的只參與遷建工程的設計與基建,在企業建成之后就整體遷出重慶的職工。)。從內遷職工數量來看,內遷職工最多的系統是冶金部,共8387人;五機部、八機部、一機部及六機部的內遷職工人數也較多;建材部、郵電部及紡織部的內遷職工較少。

  內遷職工存在的主要社會生活問題

  三線建設期間,內遷重慶的職工遇到了一系列社會生活問題,如環境適應、工資獎金、勞保福利及生活物資供應標準等。這些問題不僅直接影響著內遷職工的心理認同感,且影響部分內遷職工的工作積極性,從而影響三線建設在重慶地區的順利開展。

  (一)環境適應問題

  重慶地區的內遷職工在環境適應問題上主要表現在氣候、飲食、住宿條件及娛樂設施等方面。在氣候方面,內遷職工不適應重慶潮濕、酷熱的氣候。以第二地質勘探大隊為例,該大隊的多數職工是東北人和華北人,他們怕熱、怕潮。[5]重慶電機廠的部分內遷職工說:“這里太熱,人活不長,很少看到六十歲以上的人。”[6]在飲食方面,內遷職工不習慣重慶飯菜的麻辣味,覺著菜品少、大米不好吃。第二地質勘探大隊的職工怕吃辣椒。[5]長江橡膠廠的內遷職工說:“這里的大米沒有上海大米好吃,特別是煮成稀飯,米湯不稠,這里蔬菜少,品種少。”[7]在住宿方面,有些內遷職工覺著宿舍小、光線不好、質量差。以內遷人口較多的重慶電機廠和長江橡膠廠為例,從上海南洋電機廠遷入重慶電機廠的職工及其家屬共680人,他們說:“宿舍小,家具擺不下。宿舍質量差,大小便很不方便。”[6]長江橡膠廠因施工,廠內的職工宿舍沒有修好,有7%~8%的內遷職工對宿舍不滿意,覺著房屋面積小,東西放不下,房子光線不好。[7]在娛樂設施方面,內遷職工普遍覺得重慶地區的娛樂設施少。長江橡膠廠的內遷職工說:“上海商店多、馬路多、戲院多,到處可以玩。重慶山多、坡多、文娛生活枯燥,下班沒處玩。”[7]這些問題使一些內遷職工情緒不穩定,思想波動較大。

  (二)工資獎金問題

  三線建設期間,全國工資的地區類別間差距較大,如蘭州為十一類地區,廣州為十類地區,上海為八類地區,天津、沈陽、哈爾濱為六類地區,重慶為四類地區。十一類地區、十類地區、八類地區及六類地區分別比四類地區工資高19.26%、

  16.51%、11%、5.5%。[8]不同行業的工資標準也不一致。以鋼鐵、民用機械及重化工三類行業工人的一級和八級工資為例(見表2),上海工人的工資最高,與重慶工人工資的差距最大。其中,上海一級工比重慶一級工的月均工資多10元左右,八級工月均工資多20元左右。工資差距較大使內遷職工存在一定的思想顧慮。[5]

  工資獎金包括超額獎、節約獎、綜合獎、干部獎、年終獎及其他單項獎。除了超額獎和節約獎,重慶和上海、天津、東北等遷出地區一樣外,其他獎項地區間差

  資料來源:重慶市委工業部:《熱情歡迎“一線”職工大力支援搬家和生產建設的初步意見(1964年10月20日)》,重慶市檔案館:1007-4-610。

別較大。如關于綜合獎,其獎勵范圍在各地有所不同,上海、天津、東北地區為全部職工人數的70%~90%,而重慶地區為全部職工人數的50%左右;關于干部獎,上海、天津、東北地區有干部獎,而重慶取消了廠級干部的干部獎,有的企業甚至取消了科級干部的干部獎;關于質量獎、安全獎等單項獎,重慶只有少數單位實行單項獎,上海、天津、東北地區的企業則普遍有單項獎;關于年終獎,上海最高每人32元,最低每人15元,而重慶則沒有年終獎;關于獎金率,重慶與上海、天津、東北地區也差別較大,當時的獎金率均根據中央的統一規定實行,即提取職工工資總額的7%~10%作為獎金率,上海、天津、東北等地區的企業將獎金率基本全部用完了,而重慶一般只用了4%~5%左右。[5]

  (三)勞保福利問題

  三線建設期間,中央對企業的勞保福利有統一規定,但各地在具體執行時有所不同。同其他遷出地區相比,上海的勞保福利與重慶地區的差距最大。上海工人均享受交通補貼、洗澡理發費、日常生活用品(肥皂、草紙)、出差補貼、房補等福利,如交通補貼方面有包車接送或月票(票價6元,由企業補貼全部或5元或3元),洗澡理發費1.4元/月,肥皂1塊/月,草紙1刀/月(女性還有衛生紙),從機關調入工廠的干部有房租津貼;而重慶地區則沒有此類福利。關于職工的子女入托,上海與重慶差別較大。上海很多企業都有廠內托兒所,重慶的廠內托兒所較少,且托兒所的費用較高。關于職工家屬醫療,重慶與上海的福利差別也很大。在上海,職工家屬在市內公立醫院看病可報銷50%的醫藥費,住在農村的直系供養親屬到市內公立醫院就醫可享受同等待遇,而重慶的內遷職工家屬只能在指定的醫院看病,需有指定醫院的證明才能轉院,否則轉院后不能報銷醫藥補助費,住在農村的直系供養親屬不享受看病報銷50%醫藥費的福利。[8]這些勞保福利方面的差異使部分內遷職工較為不滿,影響了職工工作積極性。重慶電機廠的內遷職工說:“上海講的勞保不動,現在勞保要動,因此不放心。”[6]

  (四)生活物資供應問題

  重慶地區的內遷職工來自全國不同地區,其原遷出地區生活物資供應標準各不相同。以鋼鐵、機械、化工三類企業15~23個主要工種的糧食平均定量以及全行業的年均棉布基本定量和職工補助布票量、糖果糕點月均供應量、香煙月均供應量等為例(見表3),上海、天津等遷出地區的供應標準均比重慶高。其中,在月均糧食定量方面,天津比重慶多3.6斤,上海比重慶多3.66斤。在年均棉布基本定量和補助布票量方面,天津最高,比重慶多5.77市尺;上海比重慶多2.3市尺。在香煙月均供應量方面,上海、天津比重慶分別多6包、2包。

  說明:糧食月均定量為鋼鐵、機械、化工三類企業15~23個主要工種的月均供應定量;棉布年均基本定量和職工補助年均布票量、糖果糕點月均供應量、香煙月均供應量均為全行業平均供應定量。

  資料來源:重慶市委工業部:《熱情歡迎“一線”職工大力支援搬家和生產建設的初步意見(1964年10月20日)》,重慶市檔案館:1007-4-610。

  內遷職工社會生活問題的解決途徑

  在上述社會生活問題中,工資獎金、勞保福利及生活物資供應標準是最易引起內遷職工思想波動的問題。如西南制藥二廠有的內遷職工說:“上海工資高,獎金多,怕重慶降工資,減少獎金。”[9]103廠有的內遷職工說:“上海學工三年轉正后一級工的工資為42元,103廠一級工只有32元。”[10]針對這種情況,中共重慶市委及其相關部門根據企業的內遷情況逐步調整標準,并結合“先安后遷”原則、走群眾路線等途徑予以解決。

  (一)依據內遷企業情況逐步調整標準,最終按重慶地區標準執行

  中共重慶市委及相關部門在工資獎金、勞保福利、生活物資供應標準等方面采取的解決辦法是依據企業的內遷情況逐步調整標準,在充分做好內遷職工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礎上,最終按重慶地區的標準執行。在工資方面,若內遷職工的原工資標準高于重慶地區,內遷職工的工資暫時不變動,以后逐步按重慶地區的標準實行;若內遷職工的原工資標準低于重慶地區,則內遷職工的工資按重慶地區的標準執行。在獎金方面,在整體內遷的企業中,內遷職工的獎金按原有獎勵辦法執行,以后視情況逐步調整,最終與重慶地區同類型企業的獎勵辦法一致;在部分內遷的企業中,內遷職工的獎金按照并入企業的獎勵辦法實行。在勞保福利方面,在整體內遷的企業里,內遷職工的勞保福利維持原狀,暫不改變;在部分內遷的企業里,內遷職工的勞保福利按原企業標準實行一段時期后,逐步改為并入企業的標準。[8]

  在生活物資的供應方面,凡憑票定量供應商品的供應標準和辦法,內遷職工按重慶地區的規定執行,若內遷職工的原生活物資供應標準高于重慶地區則給予差額補助,以后逐步按重慶地區的標準實行。在職工家屬醫療方面,應享受看病報銷50%

醫藥費的職工家屬若未隨職工遷來,仍可享受看病報銷50%醫藥費的醫療待遇,憑當地醫療單位的收費單據在重慶報銷。在住房方面,有房租津貼的內遷職工在家屬遷來之前繼續按當地標準給予房租津貼,家屬已經遷來的內遷職工房租津貼按重慶地區的規定執行。在洗澡、理發、肥皂、草紙、出差補貼、上下班交通費以及職工子女入托補貼等方面,在整體內遷的企業中,其標準按遷入前的辦法執行;在部分內遷的企業中,其標準按原企業執行一段時間后逐步實行并入單位的標準。[8]這種根據企業內遷情況逐步調整的解決辦法有助于促進企業的內部團結,也有利于調動廣大職工的生產積極性。

  (二)按照“先安后遷”原則靈活解決

  中共重慶市委及相關部門針對內遷職工不同的社會生活問題,根據具體情況按照“先安后遷”原則靈活解決。

  在住房方面,企業領導為內遷的夫妻雙職工提前安排宿舍;在房源緊張的情況下,領導干部以身作則讓出自己的住房;在城市地區,盡力做到內遷職工的住房條件優于本地職工的住房。以西南制藥二廠為例,該廠職工“將1號宿舍二樓全部讓出,根據房屋的具體情況,將滬來渝技術人員兩人一間,工人同志三人一間,每床草墊一張,每間設桌子一張,凳子二條”[11]的標準進行安排。當部分企業沒有房源安置內遷職工時,中共重慶市委向國家建議給以適當投資,新建一批簡易職工宿舍,以逐步解決住房問題。在生活物資供應方面,內遷職工生活所需的必需品部分由國家提供,部分由當地相關部門供應。如內遷職工所需的蚊帳,由企業出具證明向國家申請;內遷職工所需的墊絮則由當地財貿部門供給。在飲食方面,企業重視內遷職工的生活習慣,做適合內遷職工口味的飯菜。如西南制藥二廠為了做適合上海職工口味的飯菜,組織炊事師傅學習江浙菜譜,讓廠內的上海內遷職工給予技術指導。[9]在醫療方面,若企業有職工醫院,內遷職工的醫療由職工醫院解決;若企業無職工醫院,內遷職工的醫療由附近公立醫院解決;若企業附近無公立醫院,則由當地衛生部門從現有醫務人員中抽調力量設立門診部,負責解決內遷職工的醫療問題。此外,對于生活困難、家屬未遷來的內遷職工,中共重慶市委參照遷出地企業的補助標準給以適當補助。

  (三)通過走群眾路線與樹立典型加強思想教育

  加強內遷職工的思想教育,提高職工思想覺悟,是解決內遷職工社會生活問題的重要途徑之一。中共重慶市委及相關部門同企業領導干部走群眾路線,深入群眾,通過參加勞動、召開座談會、登門拜訪、促膝談心、聽取職工的意見等方式及時掌握內遷職工的思想情況,及時幫助解決職工實際困難。如重慶電機廠為了妥善解決內遷職工的住房問題,黨委領導干部從內遷職工中選派代表,對意見較大的內遷職工逐戶走訪,經過走訪對比為其調整宿舍;其他的內遷職工則由選派的代表對其進行說服與幫助,使部分住房矛盾得以解決。[6]同時,企業領導干部深入到職工中開展艱苦奮斗、勤儉建國、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思想教育,鼓勵廣大職工真正從思想上動員起來,擔負起三線建設的艱巨任務。如103廠黨委和工作組負責同志做了三次報告講艱苦奮斗,然后分別進行小組討論,通過小組討論提高了大多數內遷職工的思想覺悟,使其積極擁護黨的政策。[10]中共重慶市委及相關部門深入職工進行思想教育的同時,注意在企業中樹立優秀典型,進行宣傳教育,以此進一步提高內遷職工的思想覺悟。如中共重慶市委將紅巖機器廠的“棉被的故事”(因紅巖機器廠的第三批內遷職工缺少鋪蓋,該廠運輸隊司機小組職工孫樂善、丁喜太、劉吉正等每人拿出一條棉被,他們說:“我們年輕小伙子少蓋點沒啥,新來的家屬和小孩缺少鋪蓋怎么能行呢?”內遷職工孫大全等5位職工聯名寫大字報向司機組、裝卸組全體職工表示感謝,表示一定要以實際行動來感謝上級和同志們的熱情關懷。參見《紅巖機器廠政治部情況匯報》,重慶市檔案館:1111-1-802。)樹立為宣傳典型,號召廣大職工學習。在典型事例的教育帶動下,職工思想覺悟提高了,增進了內遷職工與本地職工的團結,促進了企業的內部融合。

  此外,為了做好內遷職工的思想教育和生活安置工作,中共重慶市委及相關部門教育內遷職工,在工資福利待遇不統一的情況下,一切要從國家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不要過于計較個人得失,自覺地遵守國家的統一規定和執行各種必要的臨時措施。[12]同時,中共重慶市委及相關部門動員內遷職工以大慶人為榜樣,發揚“把方便讓給別人、困難留給自己的共產主義協作精神”[12](p.215),服從分配,在新的工作崗位上艱苦奮斗、勤儉創業,為三線工業基地建設貢獻自己最大的力量。

  三線建設期間,重慶地區部分內遷職工因遷出地與遷入地在環境、工資獎金、勞保福利、生活物資供應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出現了環境不適應、生活困難、工作積極性不高等問題。其中,工資獎金、勞保福利及生活物資供應標準等問題,是內遷職工最為關注也最為擔心的問題,其解決的難度也最大。中共重慶市委及相關部門按照“先安后遷”原則進行了靈活處理,依據企業內遷情況,將工資獎金、勞保福利、生活物資供應等暫時均按照遷出地規定執行,在充分做好內遷職工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礎上再逐步調整標準,最終按重慶地區標準執行。這種解決辦法既有助于穩定內遷職工的情緒,又照顧了本地職工的心理,有利于增進企業內部職工的團結互助,提高職工生產的積極性。中共重慶市委及相關部門在解決內遷職工社會生活問題時,還注重內遷職工的思想教育,認真分析內遷職工思想問題產生的原因,通過走群眾路線、樹立典型等措施,解決內遷職工的思想問題,提高其思想覺悟,鼓勵引導廣大職工發揚艱苦奮斗精神,克服困難,積極投入工作。

  中共重慶市委高度重視三線建設期間內遷職工的安置問題,從生活、生產上給予了適當照顧,緩解了內遷職工的抵觸情緒,促進了內遷職工與當地社會的融合及整個三線企業與地方經濟社會的融合與發展,為重慶地區三線建設順利實施發揮了積極作用。

  [參引文獻]

  [1]王毅、鐘謨智:《三線企業的搬遷對內遷職工生活的影響——以重慶的工資、物價為例》,《中共黨史研究》2016年第4期。

  [2]《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74~75頁。

  [3]重慶市城鄉建設管理委員會、重慶市建筑管理局:《重慶建筑志》,重慶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頁。

  [4]何瑛、鄧曉:《重慶三峽庫區“三線建設”時期的移民及文化研究》,《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

  [5]重慶市委工業部:《遷廠、搬家工作情況反映(第二期)》,重慶市檔案館:1007-4-610。

  [6]重慶市經委:《重慶電機廠內遷工作情況簡報(第一期)》,重慶市檔案館:1102-3-429。

  [7]重慶市化學工業局黨組:《內遷職工思想情況匯報》,重慶市檔案館:1111-1-802。

  [8]重慶市委工業部:《熱情歡迎“一線”職工大力支援搬家和生產建設的初步意見》,重慶市檔案館:1007-4-610。

  [9]重慶市化工局二科:《關于重慶遷建工程思想政治工作情況》,重慶市檔案館:1111-1-828。

  [10]重慶市委工業部:《遷廠、搬家工作情況反映(第五期)》,重慶市檔案館:1007-4-610。

  [11]重慶市化工局二科:《西南國營制藥二廠關于鹽酸普魯卡因遷建工作安排意見》,重慶市檔案館:1111-1-751。

  [12]《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48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6頁。

    [作者簡介]王毅,歷史學博士,陜西師范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在站博士后,710062;副教授,四川外國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400031。萬黎明,博士研究生,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400715。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1期

  [責任編輯:周進]

    相關鏈接 - 當代中國研究所 - 中國社會科學院網 - 兩彈一星歷史研究 - 人民網 - 新華網 - 全國人大網 - 中國政府網 - 全國政協網 - 中國網  - 中國軍網 - 中央文獻研究室
    關于我們 - 聯系我們 - 版權聲明
    當代中國研究所 版權所有 備案序號:京ICP備06035331號
    地址:北京西城區地安門西大街旌勇里8號
    郵編:100009 電話:66572307 Email: [email protected]
    qq欢乐斗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