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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50年代山西農村掃盲與農業生產研究
發布時間: 2018-10-31    作者:蘇澤龍    來源:國史網 2018-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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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秋,一封緊急‘通緝密信’送到山西省交城縣某村村長手上。村長不識字,連夜挨家挨戶敲門找人來讀,可村里的人大都不識字。終于,村長找到了一個號稱‘秀才’的村民,‘秀才’看完信,很快就逃跑了。原來,信中讓村長抓的嫌疑犯正是‘秀才’本人。”(據2005年9月15日筆者對山西省交城縣西營村農民解思敏的訪談記錄。)這件發生在山西農村的事情反映了20世紀中葉中國廣大農民的文化狀況。據資料顯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全國總人口中不識字、識字少、不能用文字交流思想的文盲占80%以上”。[1]

  人民群眾整體文化水平較低是制約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重大問題,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開展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群眾性掃盲教育,尤其是在農村中開展的掃盲工作,其涉及地區之廣、人數之多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到一九六○年二月間,全國農村參加掃盲和業余學習的人數已達一億三千二百多萬人,占農村青壯年總數的百分之六十六”。 [2]

  作為影響當代農村社會文化變遷的一項重要內容,學術界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掃盲學習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多側重于對識字、教學過程、實效等方面的探討(相關研究成果如李飛龍:《20世紀50年代農民業余文化教育述論》(《當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3期);孫東升、曾珺:《20世紀50年代前期掃除文盲運動的方法和啟示》(《黨的文獻》2012年第5期);滿永:《文本中的“社會主義新人”塑造——1950 年代鄉村掃盲文獻中的政治認同建構》(《安徽史學》2013年第4期);馬云:《農民的“文化寶本”: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農村掃盲教材解析》(《中共黨史研究》2013年第7期);黃立新:《1949~1956年北京市業余教育研究》(《當代中國史研究》2017年第3期);等等。),然而,當時的中國農村不僅需要解決絕大多數民眾文化知識匱乏的問題,同時還需要解決農業生產方式落后、糧食產量低下等問題,而農村整體文化水平低下嚴重影響著上述問題的解決。因此,在農村開展掃盲工作,其目的不僅僅在于掃除農村數量眾多的文盲、普及教育,更重要的是通過讀書識字,“提高他們的政治、文化、技術水平,并且培養出大批技術力量”[2],以適應農業現代化的要求。

  山西是全國土地改革開展較早的地區,但由于山區眾多、環境閉塞,農民受教育程度較低,新技術的推廣遇到很大阻力。以革命老區昔陽縣為例,當縣里派出教員針對各村實際進行生產技術指導時,出現了三區黃巖村群眾認為殺蟲藥劑“不頂事”,拒絕購買紅礬殺蟲;七區王寨村農民以“墑不好,不耐旱”為由反對翻地等情況。 [3]山西農業發展所遭遇的文化困境在全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因此,本文嘗試以山西農村識字掃盲工作為例,通過對文獻、檔案等資料的分析研究來說明農村識字掃盲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農業生產所起到的促進作用。

  一、農業生產發展與鄉村文化阻力

  由于遭受長期的戰爭破壞,加之頻繁的自然災害,中國的農業生產力遭到了極大的破壞。1949年的糧食產量只有2162億斤,棉花產量只有888萬擔,[4]同抗日戰爭前的歷史最高水平相比,“糧食下降24.5%,棉花下降47.7%,花生、油菜籽和芝麻三大油料作物合計下降61.6%”,“大牲畜、豬和羊年末存欄數分別下降16.1%、26.5%和32.3%;水產品下降70%” 。[5]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提出:為“爭取于短時期內恢復并超過戰前糧食、工業原料和外銷物資的生產水平”,人民政府 “應注意興修水利、防洪防旱,恢復和發展畜力,增加肥料,改良農具和種子,防止病蟲害,救濟災荒,并有計劃地移民開墾”。[6]12月,中央人民政府農業部在北京召開了全國農業生產會議,確定以“繁殖耕畜家畜,興修水利,增施肥料,防除病蟲害,推廣優良品種,增補農具,墾荒擴大耕地面積,并積極進行農業科學的試驗研究工作”作為實現“一九五零年全國增產糧食一百億斤和生產棉十三億斤的糧棉增產計劃”的主要措施。[7]為此,中央人民政府農業部部長李書城要求“把技術改進推廣到農民中去。一切農村工作者必須把領導農民提高技術當成自己的經常的重要任務;一切農業技術機構與農業科學工作者均應根據農民生產的需要與本身條件進行試驗研究,并和各地行政領導機關配合起來,深入群眾把現有的生產辦法與經驗提高一步,廣泛地運用新技術”[8]。

  但是,農業生產新技術的推廣運用對于剛獲得解放的農民來講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中國“絕大部分農民是文盲,農村基層干部的文化達不到小學程度,許多村莊找不出一個能記賬目的會計”[9]。1949年農村青壯年中約有文盲1.65億人,占全國青壯年農民的 80%,[10]阻礙了農業生產的進步,絕大部分農村“長期與世隔絕,生產工具簡陋、粗笨,生產技術保守、陳舊,有的甚至刀耕火種,生產方式同古代差不多”。[9]簡陋的生產工具和落后的農業生產技術無法抵御自然災害,一旦遇到災害農民只能祈求神靈保佑。在十年九旱的山西,水在農業生產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全省到處都建有龍王廟、水母廟、河神廟”,在旱災之年,人們“頭戴柳條編的頭圈”,敲鑼打鼓,燃放鞭炮,叩頭祈雨。[11]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祈求“老天爺”免災降福的思想在農民中仍然普遍存在。

  文化水平低下不僅導致農業生產技術長期得不到改進,而且成為推廣新技術的阻力。如1950年,在山西省洪洞縣二區南尹壁村,互助組種了60多畝棉花,有幾畝棉苗生了蚜蟲,有的農民要求按照傳統“下雨滅棉蚜”的方式處理,有的農民認為棉花長不成了可以改茬,這種“靠天吃飯”的想法耽誤了消滅蚜蟲的時間,幾天后所有的棉苗都生了蚜蟲。區政府了解情況后派人送來了農藥和一架噴霧器幫助群眾消滅蚜蟲。村里人不敢使用,共產黨員劉洪玉帶頭試驗,但他父親劉寶有怕傷了棉苗,不讓在自己地里用。[12]

  總體來講,農村文化水平低下已經嚴重阻礙了農業技術的提高和農業生產的發展。普及農民文化知識、提高農業生產力、促進農村社會發展成為國家的中心工作。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農民教育就提到了政府的議事日程上,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提出:“當前文化建設的重大任務是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農民業余教育,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13]

  二、識字掃盲與農民文化意識提升

  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中華全國總工會聯合召開了全國第一次工農教育會議,會議明確提出:“推行識字教育,逐步減少文盲。”[14]在各級政府的推動下,全國農村的掃盲工作陸續展開。文化課是一切課程與活動的基礎,農民只有識了字、學習了文化知識才能夠學習科學技術,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部分農民對識字學習有一定的抵觸,在山西沁源縣曾普遍流行著“住過翰林院,沒錢也難吃飯”、“從小沒念書,現在學識字,還不是跟上汽車拾糞,瞎費勁”等說法。[15]昔陽縣思樂鄉的農民認為:“不搞生產不行,不學習文化沒關系”;“學文化得十年寒窗,識幾個字頂什么事”;“每天跟土圪垯打交道,要文化干什么?”[15]

  針對農民文化意識淡漠、不愿意識字學習等情況,山西農村掃盲工作的重點是把教學內容與具體勞動、生活情況結合起來,做到因時、因人辦學,盡最大努力讓農民從生產、生活勞動中去接受文化知識。1953年,“山西黎城縣曹莊農業生產合作社有1名教師,4名輔導員,共計33名勞力,他們在進行修林、打柴中組織了學習小組,晚上集體上課,白天打柴結合互助自學。據一天統計:33人打柴12500斤,每個學員平均鞏固97個字。該村顧連江、張家山等8個羊工,按羊群組織了羊工小組,黑夜上課,白天上山復習,在第一教段結束測驗時,顧連江打了一百分。群眾反映說:‘文化真上了山,放羊人也學會了字。’”[16]

  還有一些農村利用冬天搞副業生產,“有的村民到煤窯上工作,有的村民去燒木炭,有的村民是做瓦匠,臨行時都向識字老師領了課,并確定認字較多的人當小組長,到年底回來一總結,出去工作的村民不但掙了二八○萬元錢(舊幣——引者注),而且每個人還認了二百來個生字。社里有十八個趕大車的,根據他們活動的特點,組織了一個大車組并選出識字較多的張珍當小先生,教大家認字。社里有些帶孩子的婦女,不能參加班級學習,就采用了夫教妻、子教母、送字組等辦法來解決”。[17]除采用夫教妻、子教母等辦法外,農村識字班還專門抽出學習較好的學員擔任小先生,每天教不能參加學習的女學員三四個生字,實行包教保學,這樣好多不能參加班級學習的社員也都有機會識字了。[18]

  平順縣北社村群眾從1954年2月開始積極開展送肥運動和各項春耕準備工作,有人說:“上課好是好,耽誤生產受不了,春耕忙了,等冬天再學吧”。[19]因此,在廣大農村地區還需要根據農業生產的時間合理安排識字掃盲工作,根據生產需要,采取靈活多變的學習形式,使農民在不耽誤生產的前提下,按照閑時多識字、忙時少識字的原則,“春天下種分散學,夏天鋤苗地頭學,秋天放假自己學,冬天大搞基建工地學,有孩子的婦女包教學”。[15]例如,在農忙季節則采取隔日上課或逢3日、6日、9日上課,并利用勞動小組在休息時由小先生輔導進行復習和討論。學習組織和生產組織扭在一起,人人滿意。[17]

  襄汾縣陳紅光合作社在秋田管理的緊張階段,以男女生產組為單位,組織了48個學習小組,規定生產組的記工員和知識分子共109人為輔導員(地頭老師)負責在田間的學習,并且在村內各巷口和院內都設置了識字牌,把每天所學的生字寫在上邊,這樣就做到“教師到處能教,學員到處能學”。每組有紙制黑板一塊,由組長帶到地頭領導學習。每天還由輔導員給每個學員發3~5個生字卡片,讓學員隨時隨地學習,因為識字牌、小黑板、卡片上的字都是一致的,把學員“學的快,忘的快”變成“見面多,記得牢”了,真正做到“農閑、農忙到處是課堂,人人是老師,地皮是石板,手指柴棒是石筆”。[15]

  襄汾縣南劉村春耕播種后,即實行了縮短課堂教學時間與田間復習相結合的辦法,鞏固了教學效果。鄧莊、古城等地區由于采取了“適應農忙的靈活措施,基本上解決了夏季里‘勞動強度大,業余時間少’的矛盾,人數都鞏固到80%以上,一般都增識到100~300個生字”[20]。

  讀報也是鞏固識字的一個好方法,通過閱讀報紙,農民不但鞏固了識字成果,而且從報紙上學到了許多生產經驗,如在進行冬季生產時要做好春耕準備,積極開展積肥送糞、積柴積炭,還要注意發展副業,利用副業生產收入修造農具,購買脫粒機、割草機和優良種子,還要推廣新式農具等。[21]

  經過一系列掃盲學習,山西許多農村脫盲工作成績顯著。截至1957年底,在沁源縣11372名農村青年中,已有81.2%的青年擺脫了文盲狀態。在14~40歲的青壯年中,非文盲占60%左右。[15]沁源縣成為山西省第一個青年基本無盲縣。掃盲使農民群眾初步掌握了文化知識,并在此基礎上糾正了農民對農業生產的認識,打破了農民的保守思想,鼓舞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農民的文化意識,為農村社會帶來了諸多變化。

  三、 技術普及與農業生產發展

  掃盲雖然使廣大農民識了字,但并不等同于農民就此掌握了農業技術,許多地區的農民還是依靠舊有的經驗來從事農業生產。“1952年春天,解虞縣西張耿村成立了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們的勞動熱情很高,社里根據當地實際情況,訂出了增產棉花和小麥的計劃,提出采取先進植棉技術,要求棉花密植行距留一尺八分,株距留九寸。但大部分社員思想不通,有的說:‘活半輩子啦,沒見過種棉花還講尺寸。’有的社員甚至把按密植規格種好的棉苗拔稀。秋后,全社因為沒有應用密植技術導致棉田少收12500多斤籽棉,折合人民幣2650萬元(舊幣——引者注),這些錢可以買小麥180石,供323人吃兩個月”。[15]而且許多新的農業技術對農民來說都是陌生的,由于農田發生蟲害,1951年昔陽縣政府推廣使用殺蟲藥劑,然而思樂鄉農民看不懂使用說明,給農業生產帶來了損失。[15]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解虞縣西張耿農業合作社。1952年夏天,棉花發生了蟲害,政府撥給村里2萬多斤666殺蟲藥粉和4架噴霧器,全村只有技術員王運昇一個人能使用這種農具,大多數人眼看著先進農具而沒有辦法使用。[15]

  1952年5月,《人民日報》刊載了一封讀者來信,指出山西許多農村雖然有了新式步犁和肥田粉,但是“因為不會使用,結果收效不大。這樣,有些人就認為新式農具、化學肥料不頂事。其實并不是步犁、肥田粉不好,也不是群眾不喜愛,而是農民缺乏使用它們的技術”。[22]以上事實深刻教育了農民群眾,要想農業增產,不僅要識字掃盲,還要學習并且掌握農業技術才能真正推動生產發展。

  識字掃盲完成后,山西一些農村便開展了農業技術普及。“過去,由于昔陽縣思樂鄉沒有識字的人,新式農具年年坐禁閉,雙輪雙鏵犁變成‘掛犁’。現在,掃盲畢業學員識字后即學習農具使用說明書,36人學會使用雙輪雙鏵犁,12人學會使用山地犁,還有5個人掌握了使用鍋駝機、播種機等新農具的技術”。“昔陽縣蔡河村農民認識了字,通過進一步學習對農業技術有了新認識,積極推廣小麥的密植技術,在1954年用五寸行距合理播種小麥一百七十四畝,產量超過以往任何一年”。[15]強調技術學習成為許多地區掃盲后農業生產的新特點,“技術是個寶,沒有文化學不了”,“文化跟著生產走,生產到哪里,學習到哪里”[15]成為當時許多農民的共識。

  經過識字掃盲后,農村中具備文化知識的人數大量增加,為推廣農業技術創造了條件。一些農村開辦了農業技術學習班,如“1953年2月西張耿農業社組織了一個技術學習班,有十多個青年積極分子參加,技術員王運昇教他們配藥、治蟲。5月,在省農業科學工作組的幫助下,又把技術學習班擴大成為全鄉的技術學習夜校,參加學習的增加到八十多人”。[15]據統計,截至1956年,山西已有1200個業余農業技術學校。(《山西省農業合作史文件匯編卷》,山西省新聞出版局圖書管理處1999年印,第584頁。)農民有了文化,不僅便于推廣科學技術經驗,而且為研究改進農業技術增添了新生力量。“昔陽縣下思樂愛國農業社社員通過實施玉茭人工授粉和改良土壤技術后,全社625畝玉茭增產了5萬斤,超過原計劃的31%。青年社員王仲德,在報紙上學習了制造顆粒肥料技術后,和4個青年制造出顆粒肥料兩萬斤,使全社261畝豐產玉茭抓了雙青,增產糧食35000余斤”。[15]

  一些農村將農業技術的學習與生產實踐相結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1953年臨猗縣南佃村普及“棉蚜蟲的生活習慣和繁殖情況”、“小麥的品種、性能特點和栽培注意事項”時,許多農民反映“講的太深,打的比方少,不能結合實際,學的用不上”,于是技術教師根據農民的意見就采取“少講、講清,地里做什么就學什么,學了就用”的教學方法。[15]還有一些農村根據需要組織技術人員在田間地頭為農民講生產技術,1954年,平順縣東谷村“在田里發現了烏霉草后,就講除草施肥的技術,推動大家拔了1200多棵烏霉草,并上了一次追肥,使莊稼長得超過以往任何一年,村里上了年紀的老漢說:‘我長了這樣大的年紀,還沒有見過今年這樣好的莊稼’”[17];解虞縣西張耿農業合作社講“棉花根外施磷肥的效果和方法,教師就和學生們到地里看施過磷肥的棉花生長情況。講棉花整枝打切技術,就從地里拔來了一株棉苗,告訴學員不打切的害處和打切什么,不打切什么。使學員們學了技術真能用上,學會了棉花整枝打切的技術和根外施磷肥的方法,群眾一致反映‘識字是真本領,技術學習真管用!’”[15]

  農民學習農業技術后使莊稼在生長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得到了有效地解決,以1954年渾源縣南溝村為例,“該村一個農業組種了4畝小麥,平均每畝麥田下種十八斤,這樣密植后,幼苗長得雖好,但穗出齊時,因苗太稠,有倒伏可能,經過學習《農業科學手冊》上各種肥效的經驗介紹后,農業組們及時地追施了草木灰,增強了枝干的生長,倒伏避免了,秋后小麥畝產達到421斤”。[23]

  隨著各項農業技術的普及,在農村中出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農民不但學會了使用新式農業生產工具,而且開始自己制造工具,農業機械化也逐步發展起來。沁縣郭村上游公社女社員郭東果通過學習成為改良農業工具的能手,她自己設計制造了三輪推糞車、輕便鍬、空心鋤等6件新工具,郭東果還與其他人合作制造了12種工具,推廣了549件,使生產效率提高了1~2倍,被人們贊許為“躍進花開朵朵紅,農村婦女逞英雄;東果姑娘十九歲,勞動戰線建奇功”。[24]

  汾陽縣杏花公社馮郝溝管理區農民李銳將學習的內容與實踐結合,在一年之內發明創造和改造各種工具共22種、306件,給全村節省了4130個人工和1980個畜工,創造財富3343元,[25]1959年4月15日,中共山西省委發出了《關于學天柱、趕李銳,開展保全勤提高工效競賽運動的通知》。到1959年10月,山西省“建立公社級農機專業研究小組119個、業余研究小組1469個,參加研究的土專家和能工巧匠達7384人”。 [26]這些技術人員因地制宜制造出一批適合本地使用的機械設備,如太谷縣的小型畜力收割機和噴霧車、永濟縣的打井抓石機、汾陽縣的萬能筑埂機、繁峙縣的山藥蛋剝皮機和風力磨、萬榮縣的水果切片機、洪洞縣的玉米脫粒機等。[27]

  事實證明,農業技術的推廣應用對農業生產起到了推動作用。“1953年,榆次張慶曙光農業社,用拖拉機耕的小麥每畝平均產了三百四十斤,比牲畜耕種的小麥多產了六十斤。解虞縣拖拉機耕過的小麥,在遭受嚴重旱、蟲等災害下,每畝還平均產了一百六十七斤十兩,比牲畜耕種的小麥多產三十六斤。”[28]1953年山西著名的“晉祠大米”獲得豐收,每畝平均產量為832斤,與新中國成立前相比產量翻了近1倍,主要原因是普遍推廣了穗大緊密、不易脫粒的陸羽優良品種。此外,適當密植、合理分期施肥、精耕細作、掌握季節灌溉排水、迅速撲滅蟲害等都是其增產的重要原因。[29]

  四、余論

  在傳統社會中,農民幾乎沒有空閑時間去學習文化知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農村開展的識字掃盲工作將識字教育與農業技術推廣相結合,這樣既提升了農民的文化水平,又讓農民對農業技術有了新的認識,并通過推廣農業技術增加了農作物的產量,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解放了農民的思想。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廣大農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土地改革則使廣大農民從經濟上翻了身,但是如果不識字就不能在文化上翻身。潞安縣北坡村農民陳愛鄉識字后說:“我在政治上翻身了,經濟上也翻身了,現在文化上也翻身了。”[30]“在識字掃盲前,昔陽縣459個農業社中,就有147個社的會計不稱職,使得財務管理發生混亂,群眾叫社里的賬是糊涂賬。”[31]

  識字掃盲后,農業合作社不但解決了會計問題,許多社員還成為農村合作社的骨干。“如洪趙縣董堡村掃盲班畢業學員中,擔任鄉婦聯主席一人,農業社股長二人,生產大隊長二人,生產小組長六人,義教二人,文化福利員二人,小組記工員三人,圖書管理員一人,生產技術員一人,供銷社采購員一人”[32]。

  識字掃盲為農村互助合作化運動培養了大批骨干,有利于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4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聯合召開第一次全國農民業余文化教育會議,會議指出:“今后農民業余文化教育必須結合農村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積極地有計劃地掃除農民中的文盲,并且一步步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來適應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和發展農業生產的需要。”[10](p.595)

  回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開展的識字掃盲工作,有助于我們認識掃盲與農業生產之間存在的必然聯系,掃盲在提升農民文化素質的同時還將知識深化到勞動生產的層面,不僅改變了傳統的耕作方式,推廣了新技術,提高了農業生產力,而且推動了中國農業合作化的開展,對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參引文獻]

  [1]廖其發主編:《當代中國重大教育改革事件專題研究》,重慶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頁。

  [2]《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頁。

  [3]郝晉瑞:《山西昔陽縣許多民校?結合文化學習進行生產教育?趙壁村等民校對提高農業生產起了很好作用》,《人民日報》1950年7月12日。

  [4]《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459頁。

  [5]《當代中國的農業》,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2年版,第50頁。

  [6]《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人民日報》1949年9月30日。

  [7]《中央人民政府農業部提出明年糧棉增產計劃》,《人民日報》1949年12月18日。

  [8]《全國農業生產會議閉幕 制定明年增產計劃?增產糧食百億斤、植棉五千萬畝、產皮棉十三億斤》,《人民日報》1949年12月26日。

  [9]《當代中國的農業合作制》上,當代中國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頁。

  [10]《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1)》,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版,第596頁。

  [11]《山西通志·民俗方言志》,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20頁。

  [12]《互助組用噴霧器消滅了蚜蟲》,《山西農民》1950年4月25日。

  [13]《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關于開展農民業余教育的指示(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十四日經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批準)》,《人民日報》1950年12月21日。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黨的文獻》編輯部編:《共和國重大決策和事件述實》,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頁。

  [15]《省教育廳關于工農業余文化教育工作典型經驗材料》,山西省檔案館:C61-5-82。

  [16]《省掃盲委員會關于黎城、晉城、太原、祁縣掃盲經驗的通知、通報》,山西省檔案館:C61-5-22。

  [17]《省教育廳、掃盲委員會關于工農業余文化教育工作經驗向中央的報告、報表(1953~1954年)》,山西省檔案館:C61-5-28。

  [18]李泰來:《用多種多樣形式組織社員學習》,《山西農民》1955年5月7日。

  [19]《省掃盲委員會關于陵川、平順、秸山、祁縣、平定、太原、高平、蒲縣、洪趙掃盲經驗的通知、通報(1954年)》,山西省檔案館:C61-5-31。

  [20]山西省教育廳工農教育處:《省百人檢查團赴榆、忻、臨專檢檢查組調查材料(1956年)》,山西省檔案館:C61-5-228。

  [21]《東長井讀報組用具體事例宣傳組織起來改進技術的好處》,《山西農民》1952年3月30日。

  [22]賈克勤、楊樹培:《推廣新式農具應和傳授技術相結合》,《人民日報》1952年5月13日。

  [23]山西省教育廳工農教育處:《山西省掃盲、工農教育先進集體和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經驗材料》,山西省檔案館:C61-5-89。

  [24]《山西農業合作史經營管理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9~470、475頁。

  [25]《農民李銳是個能工巧匠?改革工具省出大批勞力》,《山西日報》1959年4月4日。

  [26]《當代中國的山西》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05頁。

  [27]《山西通志·機械電子工業志》,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49頁。

  [28]柳增發:《拖拉機給農民帶來了富裕》,《山西農民》1955年10月1日。

  [29]《山西全省秋收中減少損耗多收糧食一億斤?太原郊區農民組織起來改進技術?今年水稻大豐收》,《人民日報》1953年12月17日。

  [30]《省教育廳關于農村開展掃盲運動情況、經驗、學制、課程、教學計劃向教育部的報告》, 山西省檔案館:C61-5-60。

  [31]《掃除文盲是實現合作化的重要工作》,《山西農民》1955年11月27日。

  [32]山西省教育廳工農教育處:《省百人檢查團赴晉南檢查組調查材料(1956年)》一,山西省檔案館:C61-5-227。

  [責任編輯:鄭珺]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8年第5期

  [作者簡介]蘇澤龍,歷史學博士,副教授,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030006。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制度、技術與集體化時期山西農村社會”(15BZS12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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