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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紅:新中國成立后蘇聯對華援助研究現狀及思考
發布時間: 2018-05-09    作者:周紅    來源:國史網 2018-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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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蘇聯解體和中俄關系的發展,中蘇關系史成為國內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問題。其中,曾一度諱莫如深的蘇聯對華援助(本文所指蘇聯對華援助是指新中國成立后蘇聯以低息貸款、援建重點項目、提供技術資料、派遣蘇聯專家、培訓中國留學生和協助編制五年計劃等多種方式支援新中國各項建設的過程。從援助范圍看,涉及新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科技、教育、軍事等諸領域;從援助性質講,屬于政府間公開的發展援助,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國際主義互幫互助關系的重要體現。)逐漸進入研究者的視野。特別是近年來,蘇聯對華援助的研究呈上升趨勢,研究成果較為豐富。但不可否認,該領域研究中仍存在著諸多問題亟待解決。本文擬對該領域現有研究成果加以梳理和評述,以期從中獲得新的思考。

一、關于蘇聯對華援助研究的基本概況

  國內有關蘇聯對華援助的研究起步較晚。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內涉及蘇聯對華援助的出版物及文章主要是中蘇友好協會總會與各地分會編輯出版的以宣傳和介紹蘇聯援助、展現中蘇友誼為主的各類小冊子。(如《蘇聯專家在中國》(西南中蘇友好協會1952年編印);上海市中蘇友好協會編:《蘇聯對我國工業化的援助》(華東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楊英杰:《蘇聯對于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偉大援助》(財政經濟出版社1956年版);《感謝蘇聯對我區建設的偉大援助》(內蒙古自治區中蘇友好協會1957年編印)、《十年來蘇聯援助在河南》(河南省中蘇友好協會1959年編印)等。)后來,由于受到中蘇關系破裂及意識形態爭論的影響,國內對蘇聯援華這段歷史諱莫如深。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蘇聯解體及中俄關系的發展,中蘇關系史逐漸成為國際關系史、新中國外交史研究的熱點,蘇聯對華援助作為中蘇關系史的一部分也得到了學界的關注。特別是隨著大量中蘇檔案解密以及眾多蘇聯對華援助親歷者的回憶錄(文章)相繼問世,蘇聯對華援助研究從廣度和深度上都有所發展。

  首先,從研究廣度看,在中蘇關系史研究的通論性著作中基本都涉及蘇聯對華援助,如孔寒冰的《走出蘇聯:中蘇關系及其對中國發展的影響》[1、沈志華的《中蘇關系史綱》[2等,從不同角度考察了中蘇兩黨、兩國從合作到破裂的曲折歷程,為分析蘇聯對華援助提供了大的歷史背景,但其中對蘇聯援華情況或僅進行簡要的概括性記述或只集中筆墨于某一具體領域的援助。

  其次,從研究深度看,一方面對蘇聯經濟援助的研究持續深入,如對156工程具體項目進行個案追蹤,對經濟援助的背景、成效進行深入剖析和評價等;另一方面,對援助歷史細節的挖掘取得一定的進展,如援助談判的曲折過程、蘇聯對中國一五二五計劃編制的建議、聘請蘇聯專家及專家在華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等。

  總體而言,國內學界在20世紀90年代前對蘇聯援華這段歷史曾經歷了從全面肯定、大力宣傳到批判為主或避而不談的過程。蘇聯解體后,雖然相關研究逐漸趨于客觀,但學術界的研究要么是把它作為中蘇關系史中的一個問題,散見于對中蘇兩國關系研究之側,出于邏輯關系考慮而略微提及;要么是把它分解為經濟、科技、文化、教育和派遣專家、接收留學生等范圍相對狹窄的問題,拘泥于援助的某一具體階段、某一具體領域或某一行業,從而導致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在系統性和全面性上仍顯不足。

  在國外有關蘇聯對新中國援助問題的研究上,較早給予學術關注的是蘇聯(俄羅斯)的學者。基謝廖夫利用蘇聯科學院的檔案材料于1960年發表《中蘇科學交流》[3一文,對中蘇科學院系統在19491960年間的交流情況作了簡要梳理。克羅契科在《一位蘇聯科學家在中國》[4一書中,描述了其作為援華科學家于1958年和1960年兩度來華工作的經歷與見聞。費拉多夫在《19491966年蘇聯對中國科學技術援助的經濟評估》[5一書中,對蘇聯提供的科技援助與中國經濟發展間的關系進行了闡述,認為蘇聯的技術援助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的經濟發展。斯拉特科夫斯基在1977年所著的《蘇聯與中國的經濟貿易關系史(19191974)》及1979年所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交通、貿易和財政(19491975)》兩本書[6中,通過對中國國民經濟發展數據進行分析,論證了蘇聯援助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起到的巨大推動作用。

  扎捷爾斯卡婭在其博士論文《蘇聯專家與中國軍事工業之形成(19491960)》[7中,較系統地分析了蘇聯專家對中國國防工業技術發展所做的貢獻。在《蘇聯從中國召回專家的原因及后果》[8一文中,扎捷爾斯卡婭對1960年蘇聯單方面撤走全部在華專家問題進行了分析,認為撤走蘇聯專家是政治、意識形態和經濟相互交織、共同作用的結果。中蘇關系親歷者庫里克在其所著的《蘇中分裂:緣起與結果》[9一書中,對20世紀5060年代中蘇關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主要問題進行了逐一回顧,為研究中蘇援助關系的演變提供了時代背景。鮑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合著的《蘇中關系(19451980)》[10一書簡要梳理了50年代蘇聯援助中國的主要舉措及出現的問題,相關論述側重于表達蘇聯援助對中國發展所做出的貢獻。因該書利用蘇聯官方保存的大量檔案資料,且作者曾任蘇共中央聯絡部第一副部長,使書中觀點具有一定的官方性質,但因意識形態對抗的需要導致研究的客觀性有所不足。盡管圍繞蘇聯援華問題進行了一定的研究,但總的來看,當前俄羅斯學界對這段歷史的研究并不深入,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近些年俄羅斯科研人員構成及科研經費不足所致。

  除上述研究成果外,美國哈佛大學國際和地區事務研究院博士后馬薏莉在《兩個革命之間:在蘇聯的中國留學生(19481966)》[11一文中,重點分析了在蘇聯的中國留學生與蘇聯各級機構及人員的直接互動,從個體層面考察該時期的中蘇關系。托馬斯·P·伯恩斯坦等主編的《中國向蘇聯學習:1949年至今》[12一書針對蘇聯對中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關系,社會和文化方面的影響進行了概述。2008年初版、2010年再版的加拿大學者呂德量所著的《中蘇關系破裂:共產主義世界的冷戰》[13一書,對中蘇關系從友好走向破裂過程中的經濟合作、政黨關系變化進行了梳理。

二、蘇聯對華援助研究的分類

  目前,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多以援助的不同領域為界,大致可做如下分類:

  (一)以“一五”計劃和“156項”工程為重點的經濟援助研究

  董志凱、吳江所著《新中國工業的奠基石——156項建設研究(19502000)》[14一書從經濟史研究的視角出發,對蘇聯援建156工程背景、項目確立過程及效益進行了系統深入的論述和追蹤,客觀分析了在當時的經濟體制下,156工程建設對國家工業發展的歷史意義及其成敗得失的經驗教訓。沈志華在《中蘇同盟的經濟背景:19481953》[15和《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16兩部專著中對蘇聯給予中國的經濟、技術援助進行了梳理,并對援華貸款作了統計和分析。對較有代表性的工業援建項目進行個案分析及針對國民經濟中某一具體行業的援助情況進行概述是當前研究的重點(如邱成嶺的《包頭鋼鐵基地的創建與蘇聯的援助》(《中國科技史料》2004年第2期);張柏春、張久春、姚芳的《20世紀50年代蘇聯援建第一汽車制造廠概述》(《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儲峰的《蘇聯對中國國防科技工業的援建(19491960)》(《冷戰國際史研究》2007年第1期);張翼鵬的《1954年蘇聯對華援助15項工業企業項目之緣起問題的再探討》(《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年第6期);孫璐的《蘇聯對中國“一五”計劃經濟速度設定的影響》(《社會科學論壇》2013年第5期);周洪濤的《淺談蘇聯對中國航空工業的技術援助——20世紀50年代蘇聯專家在偉建廠的活動簡析》(《西伯利亞研究》2006年第6期);等等。),此類研究著重從新中國工業化的角度審視項目的作用與意義。

  (二)圍繞教育制度改革、創建新型高校展開的教育援助研究

  中國對蘇聯先進教育經驗的系統性學習包含了從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政策到各大中小學校的課程等各環節。其中,對成立中國人民大學、改造哈爾濱工業大學、創辦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研究集中反映了蘇聯在建設新型高校方面對中國的援助。(?如耿化敏、董航的《19501956年中國人民大學俄文學習運動的歷史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2期);吳惠凡、劉向兵的《蘇聯專家與中國人民大學學科地位的形成——19501957年蘇聯專家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工作與貢獻》(《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3年第6期);趙陽輝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籌建與蘇聯援助(19521953)》(《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哈軍工與哈工大之關系及其他(19521954)——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檔案為主》(《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和《蘇聯對中國海軍技術教育的援助——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海軍工程系為例(19521956年)》(《中國科技史雜志》2006年第1期);楊愛華、胡新和的《蘇聯援助與新中國軍事工程教育的開端——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為例》(《工程研究—跨學科視野中的工程》2010年第1期);等等。)圍繞中國教育體制改革中的蘇聯因素、蘇聯教學理論與方法在中國的傳播進行的探討,集中反映了蘇聯援助對中國教育事業產生的影響。(相關研究成果有:謝雪峰的《從全面學蘇到自主選擇——中國高等教育與蘇聯模式》(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顧明遠的《論蘇聯教育理論對中國教育的影響》(《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趙京的《對新中國成立初期高校教學改革中學習蘇聯問題的認識》(《當代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2期);洪認清的《20世紀50年代蘇聯歷史教學理論和方法在中國的傳播》(《史學史研究》2015年第3期);等等。)赴蘇中國留學生的回憶錄及相關文章勾勒出19511966年間中國向蘇聯派遣留學生的肇始與終結的全過程。其中,基于留學生個人回憶記述的史實為研究提供了豐富而生動的素材。(如西安市政協文史委員會編的《祖國在我身邊——老留學生憶留學專輯》(陜西出版社1990年版);朱訓主編的《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憶留蘇歲月》(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和《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難忘崢嶸歲月》(中國計量出版社1999年版);單鋼、王英輝的《歲月無痕——中國留蘇群體紀實》(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版);姚芳的《20世紀50年代留學蘇聯——孫和生先生訪談錄》(《中國科技史料》2002年第2期);馬淑英的《留蘇歲月》(《中國核工業》2012年第12期);等等。)相關歷史考察性的文章和專著對留蘇工作的經驗教訓進行了分析與評價。(如周尚文的《新中國成立初期留蘇潮述評》(《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2年第10期);楊愛華的《1950年代留蘇軍事學生的群體分析》(《自然辯證法通訊》2013年第1期)、李濤的《關于建國初期赴蘇留學生派遣工作的歷史考察》(《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5期)、游覽的《中蘇關系走向破裂的見證者——20世紀60年代中國留蘇學生的歷史考察》(《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第10期);白冰、劉寒的《1950年代留蘇生的派出——中蘇關系的另一面》(《江蘇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等等。)丁曉禾主編的《中國百年留學全記錄》[17涉及新中國成立初期留蘇運動的內容較豐富,但由于缺乏原始檔案材料使其客觀性稍顯不足。李滔主編的《中華留學教育史錄(1949年以后)》[18一書中有比較系統的關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留蘇檔案資料,但是部分檔案資料經過編輯簡略,難見全貌。

  (三)以中蘇科技合作協定的簽訂與落實為主的科技援助研究

  有關技術援助的研究多散見于工業援建項目的相關論述中,其中宋超的《新中國初期對蘇聯農業機械技術引進特點與績效》[19一文,根據檔案和史志資料較為系統地探討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引進蘇聯農業機械技術的路徑、內容特點與消化吸收再創新的過程。張柏春等著的《蘇聯技術向中國的轉移(19491966)》[20一書,從技術轉移角度出發,采取宏觀描述和個案分析相結合的方式,分析了蘇聯技術對中國技術發展的促進作用,探討了蘇聯技術模式給中國工業體制、技術發展模式和技術教育模式帶來的深遠影響。其研究對反思中國當代科學技術體制存在的一些問題提供了啟迪。

  (四)以軍事技術裝備及核武器研發為主的軍事援助研究

  相關研究重點圍繞新中國建立獨立、完整的國防工業體系的目標,對中國從蘇聯引進國防工業技術及文獻資料的過程進行了回顧。潘正祥在《50年代蘇聯對華的軍事援助》[21一文中從出售武器裝備、提供技術資料和派遣軍事人員三方面梳理了蘇聯軍事援助的過程,認為蘇聯的援助使中國的武器裝備水平和國防科技水平在較短的時間內獲得了大幅度的提高。研究者對核技術領域的援助給予了較高的關注,對核技術援助的確立與實施、援助由核技術轉向核工業體系建設的過程進行了論述,對蘇聯援助在中國原子能事業建設和發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給予了客觀評價,并著重分析核技術供給與兩國關系的互動,以期從中透視援助與國家關系的聯動性變化。此外,蘇聯在抗美援朝期間提供的軍事援助、對中國海軍建設的援助也得到了一定的關注。(如戴超武的《中國核武器的發展與中蘇關系的破裂(19541962)》(《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5期);沈志華的《援助與限制:蘇聯與中國的核武器研制(19491960)》(《歷史研究》2004年第3期);儲峰的《蘇聯對中國國防科技工業的援建(19491960)》(《冷戰國際史研究》2007年第1期);孫麗、孫大為的《蘇聯對中國核技術援助探析》(《自然辯證法研究》2009年第5期);楊愛華、劉一鳴的《蘇聯對中國海軍實施技術援助探微(19491960)》(《自然辯證法研究》2014年第11期);王亞志回憶,沈志華、李丹慧整理的《回顧與思考——1950年代中蘇軍事關系若干問題》(《國際政治研究》2003年第4期、2004年第14期、2005年第1期);唐蕊的《周恩來與爭取抗美援朝戰爭的蘇聯援助述論》(《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個人課題成果集2015年》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薛海玲的《朝鮮戰爭中蘇聯對華軍事援助探析》(《軍事歷史研究》2007年第4期);等等。)總的來看,軍事領域的援助研究相對滯后,研究成果尚不豐富。

  (五)其他領域的援助研究

  派遣專家(顧問)是蘇聯援華的重要方式之一。羅時敘撰寫的《由蜜月到反目:蘇聯專家在中國》[22一書描繪了在華蘇聯專家的故事。該書雖貼近紀實文學的范疇,但由于作者參考了部分俄羅斯檔案及大量中方公開出版物,使得該書具有一定的學術參考價值。沈志華所著《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23一書較為全面地描述了蘇聯專家在華工作和生活的基本狀況,分析了蘇聯專家對中國政治、經濟帶來的作用與影響。《蘇聯技術向中國的轉移(19491966)》[20一書則對科技領域的專家工作進行了專門評述。歷史當事人回憶性質的文章對蘇聯專家的工作情況增添了很多細節描述。(如安琪的《第一批蘇聯專家來華始末——訪翻譯家師哲》(《國際人才交流》1989年第1期);歐陽凡、胡揚的《前蘇聯援華專家組長阿爾希波夫》(《國際人才交流》1994年第5期);朱佳木的《追憶陳云同志與阿爾希波夫交往的一段往事》(《當代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3期);等等。)已有研究還對新中國城市規劃建設中的蘇聯援助進行了分析,重點考察了西安、成都、包頭、蘭州等地的規劃與編制工作。(如李浩、胡文娜的《蘇聯專家對新中國城市規劃工作的幫助——以西安市首輪總規的專家談話記錄為解析對象》(《城市規劃》2015年第7期);李浩的《蘇聯專家對“一五”時期包頭市規劃編制工作的技術援助》(《北京規劃建設》2016年第2期);李百浩、彭秀濤、黃立的《中國現代新興工業城市規劃的歷史研究——以蘇聯援助的156項重點工程為中心》(《城市規劃學刊》2006年第4期);等等。)此外,有關中蘇援助談判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一定進展。(如陳志凌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赴蘇商談對華經濟援助問題紀事》(《中共黨史資料》第43輯);袁寶華的《赴蘇聯談判的日日夜夜》(《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1期);沈志華的《中蘇條約談判中的利益沖突及其解決》(《歷史研究》2001年第2期);劉榮剛的《“二五”時期蘇聯援華成套設備項目談判及執行情況》(《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11期);等等。)

三、研究中涉及的三個主要問題

  (一)蘇聯對華援助的動因分析

  在蘇聯援華動因上,主要存在以下幾種觀點:第一,對華援助是蘇聯實施對華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周弘等在《外援在中國》一書中提出,主導對華援助的一個主要動機是蘇聯出于對自身經濟、政治和安全利益的維護。蘇聯對華援助是一種典型的外交行為,它服務于蘇聯的外交戰略,隨著蘇聯對外政策的變動而變動。[24有研究者從結構主義角度分析,認為蘇聯對華援助具有體系行為的特征,對華提供援助是出于維系以蘇聯為霸權國的社會主義陣營系統的正常運轉。[25另有觀點分析了援助與國家關系的聯動性,提出蘇聯對華援助作為中蘇經濟聯系的主要方式,是蘇聯借以實現其國內外政治目標的工具,是一種明顯的經濟關系政治化現象。[26第二,蘇聯對華援助是中國為謀求獨立自主而主動實施的戰略行為,是中國爭取自力更生的一個必要的步驟。學界對這一觀點的分析基本援引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有關倒向蘇聯和蘇聯援助對新中國具有重要意義的講話,即中國革命勝利以后的鞏固也是一樣,帝國主義是要消滅我們的,沒有各國無產階級,首先是蘇聯的援助,鞏固是不可能的27。第三,將蘇聯對華援助視為中蘇意識形態一致性的自然結果,視為中蘇軍事、政治同盟的必然產物,即一邊倒戰略使然。[28

  筆者認為,蘇聯對華援助與新中國許多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緊密相連,對援助緣起的探討需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從中蘇兩方面來考察,偏廢任何一方都是不客觀的。于中國而言,近代民族民主運動的歷程、積貧積弱的社會實際以及帝國主義對華封鎖遏制的現實壓力,均促使新中國選擇以蘇為鑒的社會主義前進方向,選擇一邊倒的外交戰略,選擇以重工業為主的工業發展戰略,以期在人民解放、民族獨立的基礎上,爭取早日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維護和鞏固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特別是蘇聯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通過自身努力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一躍成為世界工業強國,為新中國提供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其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主義建設經驗都成了新中國學習和借鑒的對象。于蘇聯而言,中蘇在共產主義信仰和意識形態上的同一性是援助意向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礎。在東西方陣營對抗日益激烈、美蘇沖突或將不可避免的情況下,援助新中國,無論從蘇聯自身安全利益著眼,還是從維護和壯大社會主義陣營力量出發都是十分必要的。正如斯大林所言:若是社會主義在中國也取得勝利,我們兩國走一條道路,那么社會主義在世界的勝利就可以認為是有保證的,我們就不會受到任何偶發事件的威脅。因此,我們要不惜人力和財力援助中國共產黨人29。考察新中國成立前夕蘇聯在中國東北地區的經濟行為及援助意愿可知,做出全面援助新中國的決定對蘇聯而言并非一蹴而就。蘇聯在遠東地區維護其雅爾塔體制下的既得利益、在實施對華援助過程中提出的貸款附加條件、對尖端技術援助的遲疑與保留等,均彰顯出其對自身安全與利益的諸多維護。從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和蘇聯國家利益兩方面出發探究蘇聯對華援助的動因,可以說是民族利己主義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相混合的結果。

  (二)蘇聯對華援助對新中國政治、經濟等方面產生的影響

  1.蘇聯援助與中國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蘇聯對華援助對于中國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用較短時間建成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無疑起到過促進作用。然而由于歷史的原因,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對于這一援助在這方面的影響要么很少研究和宣傳,要么講負面問題和消極影響比較多,以致人們缺少對它全面、準確的了解。朱佳木認為,中國共產黨做出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抉擇,客觀上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從蘇聯方面得到了援助中國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承諾。[30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既是為適應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需要,也是出于對蘇聯援助承諾的回應。

  2.蘇聯援助與大規模學習蘇聯的運動及“以蘇為鑒”?在爭取蘇聯對華援助的同時,中國發起向蘇聯學習的運動,推動中蘇在政治、經濟及文化制度等各方面的對接。然而,在接受蘇聯援助及學習蘇聯過程中出現的某種程度的盲目性和照搬照抄現象引發了諸多問題,例如,效仿蘇聯建立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模式的弊端逐漸顯現,引發了許多理論和實踐問題,對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起到一定限制作用;各項建設事業在指導思想上出現急于求成傾向;對蘇聯的經驗采取機械照搬的教條主義做法;接受蘇聯援助無形中強化了在國家建設中的非此即彼,不是社會主義就是資本主義的思維,導致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出現盲目排斥西方的傾向等。

  對上述問題的產生,學界看法不一。有學者提出這是源自蘇聯模式自身的固有缺陷,也有學者認為這是出于中國方面經濟與技術落后、認識水平的局限,不能將其一概視為蘇聯援助的消極影響。事實上,中國在處理學習蘇聯與獨立自主、自主創新的關系上存在失誤。過度強調向蘇聯學習,對蘇聯經驗缺乏足夠的分析,進而在一定范圍內造成了照搬蘇聯經驗的局面,阻礙了自身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而在大躍進時期,中國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排斥蘇聯的很多有益經驗。筆者認為,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出發來區分援助工作中的問題及問題產生的根源是十分必要的,特別是應將援助工作中的問題與取得的成就相結合,以得出客觀、辯證的結論。

  3.中國為獲取援助付出的代價?現有研究中涉及中國為獲取援助付出的代價方面的論述較少。事實上,新中國對蘇聯援助的需求雖然迫切,但自始至終都體現了民族獨立和在國家間尋求公平、平等的原則。[24](p.61在爭取蘇聯援助之初,中國方面就言明不會要求無償的援助。因此,中國根據自身實際情況和蘇聯所需,向蘇聯提供了相當數量的農副產品和戰略物資,以償付蘇聯援助的設備、原料及貸款等。目前除橡膠供給問題外,中國給付蘇聯物資的研究還不多見。此外,研究者對中蘇關系惡化后蘇聯政府對華逼債問題進行了辨析。有研究者指出,目前尚未發現蘇方有關于追中國還債的歷史文獻記載。[31鄭建明則認為,不存在逼債一說,是中蘇關系的惡化激發了中國自力更生、盡快償還外債的情緒。[32王玉貴認為,逼債一說事出有因,但償還欠債并沒有在實質上加重當時中國的經濟困難程度。[33史云在分析中國欠債數額及欠款來源的基礎上,提出蘇聯確有逼債情況,加之不合理、不平等歷史因素的影響,最終使中國人對逼債產生強烈反應。[34顯然,這方面研究的加強有助于厘清基本史實,并使蘇聯對華援助研究更趨全面、客觀。

  4.蘇聯援助與新中國對外關系研究?現有研究更多的是考察蘇聯援助與中國內政(主要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關系,給予蘇聯援助與中國對外關系的關注較少。學界普遍認同,一邊倒戰略的確立同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的直接對立相關,而對于一邊倒戰略與蘇聯承諾對華大規模援助的關系分析不足。在筆者看來,新中國從蘇聯及社會主義陣營其他國家獲得維護國家安全和經濟建設所急需的各種援助,一方面有助于打破西方國家對華封鎖、禁運政策,另一方面也強化了中國的一邊倒戰略,縮小了中國外交政策的回旋余地。而蘇聯援助的中止使維系中蘇同盟的經濟基礎和民意基礎遭到嚴重削弱,明顯影響了中國對于中蘇關系的判斷,繼而推動中國外交戰略的轉向。中蘇關系的惡化、破裂及走向全面對抗,是彼時中國外交所遭遇的最嚴峻的沖擊和挑戰,并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其后一段時間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走向,因此有必要加強這方面的分析。

  5.蘇聯對華援助的歷史地位問題?不可否認,蘇聯援助對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中國人民能夠在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和最新技術成就的努力之下,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強大的重工業,這對于中國工業化、使中國逐步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和壯大以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陣營的力量,都具有極其重大的作用蘇聯給予中國人民的兄弟般的幫助,乃是中國經濟迅速恢復和走上有計劃建設道路的重要因素35。唐艷艷認為,從蘇聯引進的156工程是中國半個多世紀數次技術引進工作中取得效果最好的一次,這些項目不僅幫助中國建立起工業體系的雛形,而且直到今天仍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36沈志華認為,蘇聯對中國大規模的經濟援助以及在此基礎上中國經濟建設的恢復和發展,是中蘇同盟得以形成及鞏固的經濟基礎。[37朱佳木從歷史機遇的角度提出,爭取到蘇聯這個先進工業國的全面援助,實現向社會主義的提前過渡,使中華民族實現自身歷史上的第一次跨越式發展,是新中國抓住的第一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38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蘇聯對華大規模全面援助,在中國當代史上的影響是極為重大而深遠的。由于歷史的原因以及援助的復雜性,長期以來對這段歷史未能給予全面、客觀的評價,使人們缺乏對于這段歷史的了解,也使很多錯誤觀點廣泛存在。因此,應給予蘇聯援華歷史以全面、客觀、科學的評價,這不僅有助于澄清一些錯誤觀點,還歷史以本來面目,也符合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和把握事物的客觀規律,體現共產黨人實事求是的精神。

  (三)蘇聯援助中止的原因

  有關蘇聯援助中止的原因,大致有以下觀點:一是以壓促變。沈志華認為,蘇聯撤走專家的真正原因和目的是,在中蘇領導人之間的政治分歧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赫魯曉夫對中共的頑固不化惱羞成怒,試圖以此迫使中共承認錯誤,放棄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向莫斯科屈服。所謂對專家本人的態度及他們在中國的工作條件惡化只是借口而已。[23](p.318赫魯曉夫在撤走專家問題上給出的是一個相當站不住腳的、含糊其詞的理由39。二是黨際矛盾向國家關系延伸。這是把黨的原則上不同的意見、理論思想上的一些爭論引到兩個兄弟國家的關系上來了,是一件極不正常的事,違背原則的事情40。俄國學者庫里克認為,撤走專家并非是出于需要,而是赫魯曉夫的毫無理智的行為,這給中蘇關系造成了重大的損失,甚至成為中蘇分裂的重要原因。[41

  圍繞援助的中止,中蘇曾各執一詞。事實上,爭論的焦點并非蘇聯中止援助的行為本身,確切地說是援助終結的方式。采取突然地、單方面發布照會的方式來中止大規模援助,這在一般國際關系中是罕見的,更何況中蘇兩國是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對援助中止原因及所采取的方式的探究有助于深入地考察中蘇在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下雙邊關系的演變。

四、關于蘇聯對華援助研究的若干思考

  如上所述,蘇聯對華援助研究經過多年積累已取得重大進展,但從總體上看,該研究仍存在諸多問題,有必要在現有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拓寬、深入和完善。

  第一,現有研究過于單一,缺少全面系統、融會貫通的論述。一是研究領域單一,或側重于經濟史,或側重于外交史,或側重于科技史,條塊分割嚴重,缺乏整體性。蘇聯對華援助涵蓋了從政治、經濟、軍事到教育、文化、體育、衛生等各領域和各部門,如果從整體上加以研究,更有助于透視蘇聯對華援助和新中國各項事業的起步與發展歷程,有助于完整記述蘇聯援華這段史實。二是研究方法單一。蘇聯對華援助的過程既是一個經濟過程,也是一個政治過程、文化過程;既屬于經濟史研究范疇,也屬于政治史、國際關系史研究范疇。因此,在研究該問題時,應該打破學科壁壘,盡可能綜合運用各學科相關理論和研究方法進行全面、系統地分析。

  第二,蘇聯對華援助研究的創新性有待加強。在眾多相關研究成果中,有大量成果存在重復現象,缺乏創新。蘇聯對華援助的研究領域十分廣泛,有很多問題值得深入研究和挖掘。例如,如何評估蘇聯援華的經濟成本,中國在接受援助過程中付出的政治代價,全面學習蘇聯以蘇為鑒大躍進及中蘇關系惡化對援助關系的影響,蘇聯對華援助中的美國因素,等等。

  第三,比較研究缺位。將有一定關聯的歷史現象和概念進行比較對照,判斷異同、分析緣由,才能深入地認識和把握歷史現象的本質和特點,這是從唯物史觀出發分析歷史事物的常用而又行之有效的方法。蘇聯對華援助與兩大陣營對抗、兩極格局形成及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密切相關。蘇聯在對華援助的同時,也向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及東歐民主主義國家提供援助,分析其異同點,比較研究兩者的歷史經驗和歷史教訓應是開展蘇聯對華援助課題的應有之義。

  第四,蘇聯對華援助研究應具有針對性和現實性。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蘇聯對華援助雖已塵埃落定,但加強蘇聯對華援助研究對當今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其歷史意義在于通過研究蘇聯對華援助,有助于認清新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艱辛歷程,有助于認清中蘇關系跌宕起伏的歷史過程和本質特征,有助于深刻把握爭取外援與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關系。當今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致力于自身發展的同時,始終堅持向經濟困難的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通過研究蘇聯對華援助,及時總結歷史經驗,汲取歷史教訓,將有助于推動中國對外援助事業的理性發展。

  第五,加強史料搜集、挖掘和整理工作。目前,盡管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檔案館都還保留著一定數量的涉及蘇聯援華的項目檔案。但由于援助涉及范圍廣、領域多、持續時間長,大量檔案資料分散且龐雜,因此必須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對現有資料進行搜集、整理。另外,這段歷史的親歷者雖大都健在,但多年事已高,他們的口述資料也應該抓緊搶救。

  [參引文獻]

  1]孔寒冰:《走出蘇聯:中蘇關系及其對中國發展的影響》,新華出版社2011年版。

  2]沈志華:《中蘇關系史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

  3И.И.Киселев.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научные связи.Из истории науки и техники в странах востока.Вып.2,1960г.

  4]﹝蘇﹞米哈依爾··克羅契科著、趙寶驊譯:《一位蘇聯科學家在中國》,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5Л.В.Филато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оценка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й помощ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Китаю. 19491966.Отв. ред. М.И. Сладковский,1980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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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Lorenz Lüthi,The Sino-Soviet Split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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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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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朱佳木:《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提前過渡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抉擇》,《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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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2001年第2期。

  38]朱佳木:《新中國65年的發展與抓住歷史機遇》,《當代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6期。

  39]〔蘇〕羅伊.A.麥德維杰夫、若萊斯.A.麥德維杰夫著,﹝英﹞安德魯·R·德肯譯,鄒子嬰、宋嘉譯:《赫魯曉夫的執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3頁。

  40]《周恩來傳》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51546頁。

  41Б.Т.Кулик.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0г., с.297.

  [作者簡介]周紅,法學博士,助理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100009。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8年第2期

  [責任編輯:葉張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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