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欢乐斗地主
社科網首頁|客戶端|官方微博|報刊投稿|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國史網首頁 - 加入收藏 - 網站地圖
 
重要新聞 | 影像記錄 |  教育指南
中國概況 | 人物長廊 | 大事年表
國史珍聞 | 圖說國史 | 60年圖片
專題研究 | 理論指導 | 政治史 | 經濟史 | 征文啟事 | 學 者
學術爭鳴 | 學科建設 | 文化史 | 國防史 | 地方史志 | 學 會
論點薈萃 | 人物研究 | 社會史 | 外交史 | 海外觀察 | 境 外
特別推薦 | 文 獻 | 統計資料
口述史料 | 圖 書 | 政府白皮書
檔案指南 | 期 刊 |  領導人著作
   您所在的位置:首頁 >> 外交史 >> 新中國外交
試析20世紀五六十年代蘇聯對中國國防科技事業的援助
發布時間: 2018-05-17    作者:張現民    來源:國史網 2018-03-25
  字體:(     ) 關閉窗口

  新中國成立后,西方國家不僅在政治上采取不承認的態度,而且在經濟、技術等方面對中國進行封鎖。為打破這一孤立局面,新中國采取了“一邊倒”的外交方針,即“倒向社會主義一邊”[1]。在科學技術方面,新中國一方面呼吁科技人員要奮發圖強、獨立自主,另一方面積極尋求蘇聯的支持和援助。對此,蘇聯積極回應并給予援助。但是,隨著兩黨意識形態分歧爭論加劇以及蘇聯試圖在軍事、外交上控制中國,兩國關系開始惡化,蘇聯最終單方面撕毀協定,終止一切援助。本文試圖對此過程作一梳理,以就教于方家。 

  蘇聯對中國國防科技求援的回應 

  1956年4月17日,聶榮臻主持召開航空工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航委)第一次會議,會議確定了航委的工作方針與任務是研究確定與掌握航空工業的發展方向,支持與保證、檢查與督促航空工業各項任務的貫徹執行,研究解決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密切各方面的聯系,以求得相互協作與廣泛的支持,并建議“請我國政府派遣代表團赴蘇聯進行談判,以取得蘇聯對我進行研究設計實驗中所需的設備、實樣、資料、技術專家等技術援助”。4月18日,聶榮臻向周恩來、中央軍委并中共中央報告了會議情況。[2] 

  隨后,中央責成李富春副總理與蘇聯開展洽談。8月17日,李富春致函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請求蘇聯政府在導彈制造、研究和使用方面給予援助。9月13日,蘇共中央電告中共中央,表示愿意在建立導彈事業方面給予援助,同意提供教學用的近程地地導彈,派專家來華教學,并接收50名留學生到蘇聯學習相關專業。[3]對于這個答復,聶榮臻認為“同我們的要求相距太遠”[2](p.591),“使我們大失所望”[4]。此時,中國導彈事業在爭取外援的同時也開始進行各項籌建工作。10月8日,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以下簡稱五院)在北京成立,聶榮臻在成立大會上提出,我國導彈研制應以“‘自力更生為主,力爭外援和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科研成果’作為五院的建院方針”[2](p.590)。10月12日,聶榮臻召集黃克誠、趙爾陸、李強、王諍、安東、鐘夫翔等開會研究蘇聯9月13日復電。聶榮臻指出:“我們對導彈的研究,蘇聯幫助也搞,不幫助也要搞。因此,不要等談判,一方面準備談判,一方面積極進行我們自己的籌建工作。”[2](p.591) 

  1956年10月以后的國際形勢使赫魯曉夫在新技術援華問題上出現了松動跡象,聶榮臻認為這是個很好的機會,于是向周恩來請示:“是不是再和他們談一談,讓他們援助一下,派一點專家,提供一些資料和樣品,由我們自己搞。”周恩來說:“可以先找蘇聯顧問談談。”[4](p.639)1957年6月18日,聶榮臻遵照周恩來指示,拜訪當時蘇聯駐中國負責經濟技術的總顧問阿爾希波夫。他對阿爾希波夫說:“為了更好地編制我國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和遠景規劃……合理地建立和發展我國的原子工業、生產原子彈、導彈及與此相聯系的飛機型號的確定等一系列問題的安排,能取得蘇聯政府必需的援助,我國政府想與貴國政府進行談判。此事,以前我已多次向您口頭表示過我們的愿望。”阿爾希波夫聽后說:“我本人同意,待請示我國政府以后再予答復。”[2](p.612)于是阿爾希波夫將情況向蘇聯政府做了匯報。7月22日,聶榮臻再次與阿爾希波夫會見。阿爾希波夫轉達了蘇聯政府可以隨時接待中國政府派代表團赴蘇聯談判有關在原子能工業等方面的援助問題,但需要中國政府正式向蘇聯政府提出書面請求。聶榮臻當天即向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做了匯報,他們同意并要聶榮臻籌備組織代表團赴蘇聯談判的有關事宜。7月24日,黃克誠受聶榮臻委托召集國防工業部部長趙爾陸,第二機械工業部(以下簡稱二機部)部長宋任窮、副部長劉杰,空軍司令員劉亞樓,五院副院長王諍,國防部第五部部長萬毅,航委秘書長安東等開會,商議擬訂談判要目問題。8月6日,周恩來致函布爾加寧,正式提出請蘇聯政府就提供援助的問題進行談判。8月13日,對外貿易部副部長李強向阿爾希波夫提交了談判要目。8月24日,蘇聯駐華大使館臨時代辦向我國外交部提交了“蘇聯政府同意接待中國政府代表團赴莫斯科談判”的照會。[2](pp.615~617) 

  與蘇聯就國防科技援助展開談判 

  1957年9月3日,聶榮臻主持召集赴蘇代表團全體成員開會。會上,聶榮臻宣布,經周恩來及中央批準,代表團名稱為中國政府工業代表團,由他任團長,宋任窮、陳賡為副團長,成員有李強、萬毅、錢學森、劉杰、王諍、張連奎、劉寅等。代表團還聘請了各方面的技術專家13人作為顧問,另有工作人員8人,共31人。[2](p.618) 

  9月7日,代表團抵達莫斯科。9日上午,聶榮臻率部分成員拜會了蘇聯部長會議國家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主席、蘇聯政府代表團團長別爾烏辛。別爾烏辛表示,蘇方代表團接受蘇共中央交付的任務,任務很重要且艱巨,但蘇方將盡量給予中國幫助。下午,聶榮臻等拜會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米高揚。米高揚說:中國必須掌握原子和導彈武器,否則就不能成為真正的大國。蘇聯將盡量給予中國幫助。[2](p.619) 

  9月10日,談判正式開始。“雙方各組成了軍事、原子、導彈、飛機、無線電等5個小組。中方分別以陳賡、宋任窮、錢學森、張連奎、王諍為組長,蘇方分別以科涅夫元帥(國防部副部長)、斯拉夫斯基(中型機械工業部部長)、道瑪爾切夫(國防工業部副部長)、別良斯基(航空工業部副部長)、曉金(無線電工業部第一副部長)為組長”。[2](p.619)9月13日,聶榮臻、陳賡、宋任窮聯名致電周恩來并中共中央,通報了談判情況:“看來,情況還比較順利,可能基本上滿足我們的要求,談判時間也不至于拖得很長。”[2](p.620) 

  經過各組談判,9月14日,別爾烏辛向聶榮臻提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關于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工業的協定(草案)》(以下簡稱協定草案),并說:“這種協定在蘇聯外交史上還是第一次,因為中國是最可靠、最可信托的朋友。希望中國政府能早日定案。”15日,聶榮臻、宋任窮、陳賡商定派雷英夫(雷英夫,時任周恩來軍事秘書。)回國,向周恩來和中央匯報與蘇聯談判的情況。17日,李富春、黃克誠、粟裕、黃敬、趙爾陸、孫志遠等一起聽取雷英夫的匯報。會后,李富春把雷英夫匯報的詳情以及與會人員擬贊同蘇聯方案的意見向周恩來做了匯報。19日,聶榮臻同陳賡聯名致電周恩來并中央,呈送協定草案中文、俄文各一份。[2](pp.620~621) 

  9月20日,聶榮臻收到周恩來指示電:“雷英夫同志回京后已經作了詳細報告,我們認為蘇聯同志這一次所同意提供的援助對于我國國防的鞏固和工業水平的提高都是很有好處的。但是蘇方目前提出的還只是些大的項目,究竟需要多少錢、需要哪些原材料、怎樣培養干部、怎樣建立研究和設計機構、各工業部門如何組織協作等細節問題還沒有談過。所以,目前對蘇方的方案提出全面的答復是有困難的。”“你們可在原則同意蘇方提出的方案的基礎上繼續商談,盡可能地摸清楚以下幾個相互聯系的問題:(一)我國現有機械、航空、無線電、火藥等企業的生產和技術水平能否逐步生產蘇聯方案中所說的那些產品,如果不能,還需要相應地增建哪些企業車間和靶場;(二)同培養干部、建立研究機構和設計機構蘇聯技術援助等有關的各項細節;(三)需要原料的品種和數量,哪些國內可解決,哪些要進口;(四)全部投資和外匯約需多少,新產品的試制制造過程和相應企業建設的規模和進度大致怎樣等。你們對以上四方面問題大致弄清楚以后才能提請中央對你們即將送回的蘇方草案作出最后決定。”[2](p.621)隨后,各組迅速與蘇方接洽,了解有關情況。例如9月20日、22日、26日,錢學森多次致函或者詢問蘇方人員,以了解導彈發展所需投資、人員、規模等事項。[5]在初步摸清有關情況后,9月26日,聶榮臻派宋任窮回京向中央報告和蘇聯談判的情況及有關項目投資的大致數目等問題,致電周恩來并中共中央:“建議中央早日審查批準雙方議定書,以便進行各個大項目的具體細節的談判與安排。因蘇方要求雙方在議定書上簽字后才能進行具體細節的談判。”[2](pp.621~622) 

  9月29日,彭德懷、李富春受周恩來委托,同劉伯承、葉劍英、粟裕、黃克誠、薄一波、黃敬、趙爾陸、王鶴壽等一起,聽取宋任窮、張連奎匯報。大家一致認為,蘇聯提出的援助項目都是我國國防所需要的,贊成把這些項目搞起來,但考慮到我國財政的可能性,可以把項目完成的時間適當延長一些。10月3日,彭德懷、李富春把討論的情況書面報告給周恩來。當天,周恩來請劉少奇、朱德、陳云、鄧小平、彭真、彭德懷、李富春傳閱該報告后再送毛澤東審閱。[2](p.622) 

  10月7日,聶榮臻收到周恩來簽發的指示電:“中央同意由聶榮臻同志代表政府同蘇方簽訂蘇方建議的協定。”“宋任窮已于近日返莫。詳情由他轉告,簽字證書亦由宋帶去。”[2](p.623)收到周恩來的指示電后,代表團就協定文本進行了詳細研究和討論。10月15日,中蘇雙方在莫斯科蘇聯國防部大樓正式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關于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工業的協定》(以下簡稱“國防新技術協定”或“10月15日協定”)。[2](p.623) 

  蘇聯對中國國防科技援助的實施 

  “國防新技術協定”簽字后,蘇聯按照協定要求于1957年和1958年向中國提供了幾種導彈、飛機和其他軍事裝備的實物樣品,交付了相應的技術資料和設備,并派出了一批技術專家。在建立綜合型原子工業方面也按照協定及合同的規定交付了一部分設備,提供了相應的技術資料,派出了技術專家。蘇方人員在靶場選址、基地建設、人員培訓等方面也給予中國積極支持和幫助,為我國導彈航天事業的起步奠定了物質、人力和技術基礎。 

  (一)靶場選址 

  1957年12月30日,以列·米·蓋杜柯夫少將為首的17位蘇聯專家來華幫助開展導彈試驗靶場的勘察設計工作。中蘇兩國專家在北京研究了選場條件,確定在東北、華北、西北地區勘選陸上導彈綜合靶場,在渤海和遼東灣沿岸勘選海上導彈試驗靶場。[3](p.548)1958年1月18日,由炮兵司令員陳錫聯率領,總參謀部作戰部部長王尚榮和蘇聯專家蓋杜柯夫參加,以及各總部、軍兵種干部52人組成的陸上導彈試驗靶場勘察隊,對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以西、甘肅省民勤縣以東和金塔縣鼎新以北地區進行選場勘察,于2月5日結束。1月28日,由海軍副司令員羅舜初、志愿軍第20兵團副司令員孫繼先率領,海軍有關負責人和蘇聯專家參加的海上導彈試驗靶場勘察隊,對遼寧省葫蘆島、旅順口,河北省秦皇島市和山東省威海衛(今威海市)等地進行選場勘察,于2月7日結束。2月14日,聶榮臻、黃克誠聽取了他們關于導彈試驗靶場勘選情況的匯報,認為甘肅省金塔縣鼎新以北額濟納旗地區和遼寧省葫蘆島地區符合陸上和海上試驗靶場的建場要求,同意在上述兩地選場,并向中央軍委報告。3月3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研究批準了中央軍委《關于選擇導彈試驗靶場的報告》。[3](p.549)關于核試驗基地,6月下旬,陳士榘帶領原子武器靶場委員會(包括蘇聯專家)對甘肅敦煌地區進行空中和地面勘察,認為敦煌以西160公里的地區可作為試驗中心區。但蘇聯專家指出,為確保試驗安全,最后確定中心區位置時,必須取得高空氣象資料。[3](p.16)這個問題有待蘇聯專家回國研究確定,11月21日,蘇聯中型機械工業部部長斯拉夫斯基致函中國政府,由于氣象原因,敦煌地區不適合建設原子武器試驗靶場,建議考慮羅布泊地區的可能性。[3](pp.554~555)后經過對敦煌方案和羅布泊方案的對比,最終將核試驗靶場改在新疆的羅布泊地區。 

  (二)北京基地建設 

  根據“國防新技術協定”,蘇聯將幫助中國建設火箭與防空導彈總體及發動機研究院,發動機與全彈試驗站,空氣動力研究所,火箭與防空、飛航式導彈控制系統研究院。1958年1月18日,蘇聯經濟聯絡總局駐京副代表加里寧率齊琴科夫等12名專家來華就以上4個項目的開展進行磋商。中方代表李強、錢學森、王諍、劉秉彥等參加會談。雙方首先就這4個項目的設計任務書交換意見,最后共同商定蘇方負責設計任務書的起草工作。3月10日,國防部部長彭德懷批準了設計任務書,4個項目進入初步設計階段。按照雙方商定的設計分工,4個項目的初步設計由蘇方負責;技術設計、施工圖設計分別由一機部第四、第十設計院和工程兵設計院負責;但工業建筑中的重要專用部分,如總體和發動機的水力試驗室、強度試驗室、渦輪泵試驗室、高壓氣瓶試驗室等廠房,發動機和全彈試車臺、制氧廠,空氣動力風洞等均由蘇方負責設計和提出分交清單。按照計劃,蘇方用9個月時間完成了初步設計,并于1959年1月將設計圖紙資料及設備分交清單送達五院。1959年4月初,負責總體與發動機、全彈試車以及空氣動力研究的蘇聯專家法特金、扎洛夫斯基等到達北京,雙方就初步設計的審定進行談判。五院副院長王諍、劉秉彥,一分院副院長林爽分別主持會談,一分院提出了增加政工、行政部門用房以及建設大會議室等要求,蘇方均全部采納。雙方簽訂了初步設計審核議定書及設計分工、設備分交議定書。4月24日,總參謀長黃克誠批準了這些議定書。[6]1959年12月14日,負責控制系統工程設計的蘇聯專家雅姆·良保夫等到達北京,就該工程的初步設計進行審核,二分院副院長周維主持了這次談判,雙方簽訂了初步設計審核議定書和設計分工、設計分交議定書。從此,這4個項目全面進入了建設階段。[6](p.47)這4個項目的建設奠定了五院北京基地的規模和基礎,為我國導彈事業的仿制以及獨立研制奠定了物質基礎。 

  (三)人員培訓 

  1957年11月26日,蘇聯軍事代理顧問沙甫琴科向聶榮臻報告,蘇聯國防部根據“國防新技術協定”,將于12月下旬以兩列火車60個車皮載運P-2型地對地導彈和地面設備到中國滿洲里口岸;為教會中國同志使用、維護,蘇聯派出103名專家隨同前來,教學期為3個月。[6](p.27)為了做好設備和技術資料的接收以及向蘇聯專家學會導彈武器的操作、使用和維護保養,中央軍委、航委和總參研究決定組建教導大隊。12月20日,蘇聯運載裝備的列車到達滿洲里,以來華任教的“布里奧·伯列任斯基上校為首的官兵102人”同車抵達。在辦理完過境手續后隨即駛向北京,于12月24日18時到達教導大隊駐地。[6](p.30)1958年1月11日,教導大隊舉行了第一期開學典禮。航委秘書長安東、軍委炮兵參謀長陳銳霆、五院院長錢學森等出席了大會。錢學森在講話中指出:“對導彈武器裝備,我們還是個不會走路的孩子,現在是剛剛起步,我們深信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在啟蒙老師蘇聯專家的幫助下,經過我們自己的辛勤努力,一定能會走、會跑,成長壯大。”[5](p.168)從1月13日起,參加學習的學員分成指揮、測地、諸元準備、發射、技術、運輸等23個專業組,按照統一講授兵器理論、按職對口操作的原則,由蘇軍官兵直接任教。學習期間,從技術兵器的構造、工作原理、編制作戰文書到實際操作等方面進行了理論學習和實地演練,使學員們用短短的3個月時間就基本領會了所學知識,掌握了P-2型地地導彈的戰斗性能。[6](p.31) 

  地對空導彈使用人員的培訓也是“國防新技術協定”規定的內容。為了做好這項工作,1958年6月17日,蘇方派遣庫茲明中校和阿列克謝耶夫中校先行來華。五院派孫式性和程榮之同蘇方代表會談。會談中,庫茲明和阿列克謝耶夫就C-75地空導彈的戰術技術性能、兵器組成、作戰指揮、陣地布置等做了介紹,對我方參加學習的學員應具備的業務條件和文化程度提出了要求(當時C-75地空導彈是蘇軍現役裝備)。最后,蘇聯代表說,C-75地空導彈裝備和教學人員,將于11月20日左右抵達滿洲里,希望我方做好一切準備。[6](pp.34~35)會談在友好氣氛中結束。1958年8月30日,中央軍委秘書長黃克誠致函蘇軍格列波夫上將,“同意蘇軍派遣98人來華”,為中國訓練地對空導彈使用人員。[3](p.553)11月23日、29日,蘇聯提供的C-75地空導彈裝備及以盧熱茨京、斯遼斯基、阿發納西耶夫上校為首的95名蘇軍官兵同車到達。蘇軍官兵到達教導大隊駐地后,學員們立即投入緊張的訓練。訓練分為技術理論和實際操作兩部分。技術理論由阿發納西耶夫親自授課,實際操作則由蘇軍連排軍官和具體裝備操作人員對口教學。學員們在蘇聯專家的親自指導下,經過4個月的緊張訓練,達到了訓練計劃的要求。“教導大隊受訓的學員,像一把種子撒向我國導彈事業的四面八方,有的成長為技術骨干,有的進入了各級領導班子,有的已成長為我國導彈部隊的高層領導。教導大隊,在我國的導彈成長發展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為我國的國防現代化建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6](pp.42~43) 

  蘇聯援助出現變化及最后終止 

  隨著蘇聯對華國防科技援助的深入,蘇共開始出現干涉或控制中國事務的想法。1958年4月18日,蘇聯國防部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向中國國防部部長彭德懷提出建議:“為了補充蘇聯現在已有的與潛艇通信聯絡的保證系統,以及補充以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設的用來保證與在遠海地區活動潛艇的通訊聯絡,迫切希望由中蘇在華南建設一座大功率的長波無線電中心和一座遠程通信的特種收報無線電中心。信中建議蘇方出資七成,中方出資三成,建成后共同使用”。7月12日,彭德懷復函馬利諾夫斯基同意建設電臺,但費用由中國承擔。[7]7月21日晚,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和臨時代辦安東諾夫等在中南海拜會毛澤東,代表蘇聯政府提出在中國建立聯合艦隊問題,當即遭到毛澤東的拒絕。22日,毛澤東約見尤金,歷數蘇聯對待中國的老子黨作風和大國作風。[7](pp.461~468)毛澤東的態度使赫魯曉夫感到問題的嚴重性。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赫魯曉夫訪問中國,要求答復不久前蘇方提出的“關于建立聯合艦隊與長波電臺的建議”,又一次遭到嚴正拒絕。[7](pp.470~516) 

  就在赫魯曉夫訪問北京后一個月,1958年9月5日,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決定撤回全部顧問,并進一步減少在中國的蘇聯專家的人數。其理由是:“一些專家‘并不是總能夠清楚地了解中國的政治形勢和民族特點’,而蘇共中央又‘無法監督每一位在貴國工作的蘇聯專家的活動’。因此,這些專家長期留在中國,‘在某些方面會束縛你們的工作人員的活動,并影響他們的進一步發展’。”[8]此后,蘇聯在華專家人數明顯減少。 

  蘇聯不僅減少了在華專家,而且減少了對中國的原材料供應。1958年11月6日,五院黨委發出了向蘇聯專家學習,突擊完成“1059”仿制任務(指五院要在1959年9月前完成P-2導彈仿制任務,爭取在10月國慶節期間進行試射,向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獻禮。)的號召。當“1059”仿制任務步入正軌并全面展開之后,仿制中的真正困難隨之顯現出來。首當其沖的就是材料品種規格不全。當時我國的工業基礎較差,生產技術水平較低,導彈生產所需各種原材料有相當一部分在國內不能配套生產。面對這種現狀,五院分管生產試制工作的副院長王諍以及有關工廠都在分頭了解材料、元件、成品件的生產情況,同P-2型號的配套表一一核對。211廠首先完成調查研究,僅其一家就需金屬材料793項、輔助材料273項,共1066項。其中需向蘇聯訂貨的363項,約占1/3。非金屬材料的情況和金屬材料的情況大致相似。非金屬材料(包括輔助材料)共897項,其中需向蘇聯訂貨的341項,大體上也是占1/3多一點。[6](p.66)王諍將上述情況報告聶榮臻后,1958年11月19日,聶榮臻寫報告給周恩來,報告了向蘇聯訂貨的要求,并希望以總理的名義向赫魯曉夫提出。周恩來閱后于11月22日簽發了電報。五院領導還責成劉有光政委前往蘇聯商談此問題。但因蘇方對分交設備還未安排或推遲交貨,談判進行了將近兩個月,收獲不大。這時候,蘇方對執行“國防新技術協定”的態度已開始出現變化。 

  1959年6月,蘇、美、英在日內瓦談判禁止試驗核武器問題,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提出為了不影響關于禁止試驗核武器條約的談判,暫緩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技術資料等援助項目。6月20日,蘇共中央致電中共中央說:“西方國家一旦獲悉蘇聯在新技術方面援助中國,有可能破壞社會主義國家為爭取和平、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所作的努力。”因此,“蘇聯決定停止執行1957年10月15日協定中若干重要項目的援助,即停止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兩年以后看國際形勢的發展再說。”[7](p.527) 

  盡管蘇方的理由冠冕堂皇,但這卻是蘇聯撕毀“國防新技術協定”的第一步。7月4日,宋任窮給聶榮臻寫信,“向他報告了我們對蘇方來信的分析,并提出三個對策方案和根據目前情況對原子能工業建設采取的方針和做法”。[9]聶榮臻閱后,囑秘書告訴宋任窮:等廬山會議快結束后,與劉杰、萬毅于14日來廬山匯報。[10]7月15日,宋任窮、劉杰、萬毅到達廬山。7月16日,聶榮臻和彭德懷一起聽取他們匯報。宋任窮在回憶錄中說:“我在廬山期間,關于蘇共中央來信和我們分析研究的情況,我向彭老總和聶老總作了匯報。彭老總由于在受批判,聽完我的匯報后,沒有講什么意見。聶老總說,蘇聯不給,我們就自己搞!”[9](p.298)以后,聶榮臻又和宋任窮等一起向周恩來做了匯報。周恩來傳達了中央關于研制核武器方面的決策:“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八年時間搞出原子彈。”[11] 

  1959年9月9日,針對3月發生的西藏上層反動集團武裝叛亂,蘇聯不顧事實和我方的勸告,授權塔斯社發表“關于中印邊界事件的聲明”,有意偏袒印度,把中蘇分歧公之于世。[7](p.530)10月5日,赫魯曉夫在一次講話中,“影射攻擊中國領導人像好斗的公雞,熱衷于戰爭”。[7](p.538)這一系列行為說明中蘇關系出現了較大裂痕。 

  1960年3月,導彈試驗基地的25名蘇聯專家即將到期回國。為了擬定于6月發射首發P-2導彈,聶榮臻希望延聘這批專家,并增聘8名專家。[10](p.708)3月2日,蘇聯專家組組長巴托夫致函聶榮臻,轉達蘇聯國防部意見,建議縮短延聘期和減少增聘人數。3月28日,聶榮臻復函巴托夫:“我同意您的建議。但鑒于我國仿制蘇聯的幾種導彈,將在今年年底和1961年初陸續出廠,因此希望蘇聯國防部在我們進行靶場試驗的時候,能臨時派遣專家組來華,以便幫助我們組織試驗、分析試驗結果和在靶場組織某些必要的科學研究工作。”[10](p.715)雖然聶榮臻提出了留用蘇聯專家的請求,蘇聯國防部還是做出了部分人員回國的決定。0029部隊的蘇聯專家組組長羅金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位經驗非常豐富的導彈專家。在巴托夫去基地檢查工作時突然通知羅金,令其立即結束工作回蘇聯。 

  1960年6月24~26日,各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舉行。在此次會上,蘇共領導集團發動各兄弟黨圍攻中國共產黨,迫使中共發表聲明,指出我們在馬列主義的一系列原則問題上同赫魯曉夫有分歧。阿爾巴尼亞支持中國共產黨,這更使赫魯曉夫非常惱火。[8](pp.290~291)此時,赫魯曉夫開始有撤回蘇聯專家的初步想法。 

  針對蘇聯援助出現的新情況,1960年6月23日,聶榮臻召集陳賡、劉亞樓、張愛萍、安東、王諍、張震寰等開會研究。聶榮臻說:“蘇聯對已經答應援助的和幾個協定之內規定應該給我們的東西,他現在是一拖再拖,不給。因此,我們必須自力更生,非得靠我們自己干不可。無非是拖長些時間,費一些錢,困難一點而已。我們要爭口氣,不能低三下四。但協定這條線我們不主動斷,要記下這筆賬。‘10月15日協定’中規定給我們的東西,能夠要到的就要,要不到就算,不勉強。非標準設備我們也要自己干,精密度差一點就先差點。我們要向有真才實學的蘇聯專家學習。”[10](p.723)7月3日,聶榮臻就國內發展科學技術等問題向中共中央并毛澤東提交報告。報告說:“在中蘇關系的新形勢下,有關科學技術上的若干問題,應有新的方針和做法。一年多以來,蘇聯對我國的科學技術援助與合作,處處卡緊,特別是在國防科學技術上已經封門。國民經濟中的新技術,也已盡量控制。雖然有很多是兩國簽訂了協議的,蘇方卻采取一拖、二推、三不理的手法,就是不給。”“今后與蘇方的科學技術來往,應采取新的做法。凡是協議上訂了的援助,我們到時候就要詢問,仍然要。但是,如果對方不給,我們絕不再催,記上一筆賬就成了。協議以外的新要求,現在也不要提了。至于我方過去已簽字承擔的義務,如提供蘇方技術資料、接受來華考察等,在一般科學技術范圍內,我們則應按協議如約完成。”[10](p.727)7月11日,周恩來在聶榮臻的報告上批示:“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國內。”“技術合作:(一)是協議,仍然要,不再催。(二)新項目,新要求,少提少要,而不是一律不要,否則也會引起相反結果。(三)例行技術合作,少提為好。”“專家問題:一、滿期的一般不留,熱誠歡送;十分必要而專家本人又好,可提出延聘,如不同意,即不再留。二、未滿期的我們一律不退,幫助他們好好工作,他要撤走,留一次,不成,即不再留;如不征求同意即撤走,應表示遺憾。三、新聘的,要少提或不提,十分必要的提出后不同意,即不再提。”[11](pp.330~331) 

  7月13日,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科茲洛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做報告,再一次批評了中共“宗派主義”以及中共領導的錯誤行為,他還在報告中提出了召回全部蘇聯專家的建議。[8](pp.288~291)16日上午,蘇聯駐中國大使館臨時代辦蘇達利柯夫致電中國外交部,希望見外交部部長陳毅。因陳毅不在,副部長章漢夫下午接見了他們。他們轉交給章漢夫一份照會,并表示蘇聯專家在中國受到了不好的待遇,中國方面對專家不友好,蘇聯專家不能發揮作用等。最后說,蘇聯方面將根據專家的愿望,撤退他們回到祖國。[12]章漢夫將情況上報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人。18日,正在北戴河出席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毛澤東得知這一情況后說:“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13] 

  蘇聯召回專家的照會發出后,7月27日,蘇聯駐中國軍事專家組在北京召開了各組組長及黨組織書記會議,“闡明蘇聯政府決定召回專家的政治意義,并按蘇聯外交部1960年7月26日關于這問題的指示精神,布置了遣返全體人員工作的具體任務”。[14] 

  7月30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一號樓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門討論答復蘇聯政府關于撤回專家照會的復照稿。[13](p.435)7月31日,外交部按照中央政治局的決議,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對蘇聯駐華大使館關于召回蘇聯專家問題的照會的復照》,嚴厲駁斥了蘇聯的單方面行為:“蘇聯政府未經同中國政府協商,突然于七月十六日照會中國政府,片面地決定召回蘇聯專家,而且不等待中國政府的答復,就在七月二十五日通知中國方面,自七月二十八日至九月一日期間撤走全部在華的蘇聯專家。中國政府對蘇聯政府的這種做法感到十分詫異。中國政府認為,蘇聯政府這一行動,顯然違反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違反了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友好關系的準則,損害了中蘇兩國和兩國人民的共同利益”[15],并希望蘇聯政府重新考慮和改變這一決定,但是蘇聯還是撤回了全部在華專家,并停止一切對華援助。 

  結語 

  蘇聯撤回專家和終止合同是中蘇兩黨、兩國關系惡化的必然結果。新中國成立后,囿于當時的歷史條件,中國在外交上實行“一邊倒”的方針,同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將中國和蘇聯的戰略同盟關系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蘇聯對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面發展的請求也給予積極回應,特別是在波匈事件后,蘇聯對援助中國國防科技事業發展出現松動跡象,中國領導人緊緊抓住有利時機與蘇聯展開談判,簽訂了“國防新技術協定”。隨后,蘇聯在原材料和裝備供應以及技術人員培訓等方面給予中國很大幫助和支持。但是,隨著蘇共領導人大國沙文主義作風的膨脹,中蘇兩黨關系出現裂痕,最后發展到國家關系上,蘇聯單方面撕毀“國防新技術協定”和終止了對中國的一切援助。 

  從蘇聯對中國國防科技事業的援助到撤回全部在華專家,終止與中國簽訂的合同和協定,這不僅是中蘇同盟關系演變的結果,也是控制與反控制的必然產物。在蘇聯對中國國防科技事業援助問題上,從前期的溝通到援助談判,甚至到后期的執行,聶榮臻都是非常清楚的。針對蘇聯對中國國防技術的援助問題,1960年10月19日,他在寫給周恩來的報告中說:“蘇方對我援助的態度,在簽訂協定時就是有所保留的,是有限度的,其基本意圖是在新武器和科學研究上使我與他保持相當的差距。要我們仿制蘇聯的第三線甚至停產了的裝備,而不給第一線或第二線的最新裝備。對我國研究、設計、試驗工作的援助,亦局限在規定的幾種仿制型號上。總之,他想長期使我們處于仿制階段,處于從屬地位,永遠落后他兩三步。蘇方執行協定的態度,1958年下半年以前還是較好的,一般能按協定條文辦事,具體工作部門和辦事人員還是熱情積極、愿意幫助我們解決問題的,但是上面控制較嚴,絕不許越雷池半步。1958年下半年以后,控制更嚴,步步卡緊。協定已定的問題,往往節外生枝,尋求借口,能推則推,能拖則拖。有些比較重要的問題,推說兩國政府重新商談,但一經我政府正式提出,則又一聲不響、置之不理。對我多次要求加快建設進度的項目、提前交付的設備,也拒不支持。協定中沒有做具體規定的問題,即強調條文文字,根本不予考慮。總之,蘇方態度是:一般生產技術資料可以供應,關鍵性的生產技術資料、研究設計和理論計算資料以及原材料生產技術資料拒絕供應;通用設備可以供應,專用和非標準設備、精密測試儀則拖延和拒絕;一般原材料可以給一點,越是特種的就卡的越緊;聘請仿制專家比較容易,聘請基建設計專家則較困難,聘請科學研究專家干脆拒絕。”[10](p.742) 

  蘇聯基于政治上的原因,背信棄義,突然宣布撤回專家、撕毀合同、停止援助,給中國造成了重大損失,許多國防新技術項目不得不推遲或停止,給正在蹣跚起步的中國國防事業帶來了重大影響。 

  實事求是地看,蘇聯的援助為中國國防新技術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也為此后中國獨立自主地研制提供了條件。同時中國人民也沒有忘記蘇聯專家給予我們的幫助以及雙方建立的友誼。為了做好歡送蘇聯專家的工作,1960年8月1日,國務院專門向聘有蘇聯專家的中央各有關部門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委員會下發了《關于送別返國蘇聯專家應當注意事項的通知》,要求做好送別工作,并將這次送別工作看成是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16]8月16日,周恩來為奉命即將回國的蘇聯專家舉行宴會,他在宴會上“代表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對他們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做出的貢獻表示感謝,對他們的回國表示惜別”,并說:“如果覺得我們工作上有何缺點,請告訴各單位負責人,以保持十年合作的友誼。我們分開了,但相信兩國、兩國人民的友誼是永恒的”。[11](p.341)聶榮臻在其回憶錄中也說:“五十年代,蘇聯曾給予我國相當大的援助,很多蘇聯科學工作者和專家……在中國工業建設和科學研究起步的時候,曾經給予了積極熱情的幫助,對我國科學事業的開拓和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體現了國際主義精神。”[4] 

  蘇聯突然終止協定和援助激發了中國人民獨立研制尖端技術的斗志,使我國國防新技術走上了自力更生、獨立自主的道路。正如五院院長王秉璋在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所說:“蘇聯撤銷援助,給我們在試驗設備的建設和六種仿制型號的生產方面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但這些困難是暫時的,可以克服的。我們堅決貫徹中央和主席的指示,自力更生,發奮圖強,埋頭苦干,把中國自己的導彈和試驗設備設計出來,用中國材料制造出來,搞成的時間,比有蘇聯專家的時候更快,也不是沒有可能的。”[6](p.96)在蘇聯專家撤走后的幾年時間里,我國第一枚自主研制的“東風二號”導彈發射成功,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兩彈結合”和氫彈試驗成功…… 

  1967年7月7日,毛澤東在接見軍訓會議代表時風趣而又幽默地說:“我們搞導彈、原子彈有很大成績,這是赫魯曉夫幫忙的結果,撤走專家,逼著我們走自己的路,要發給他一個一噸重的勛章。”[17] 

  [ 參 引 文 獻 ] 

  [1]《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3頁。 

  [2]《聶榮臻年譜》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6~577頁。 

  [3]《國防科工委·綜述?國防科研試驗政治工作概述?國防科研試驗后勤工作概述?大事記》,解放軍出版社2003年版,第544頁。 

  [4]《聶榮臻元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版,第637頁。 

  [5]張現民主編:《錢學森年譜》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161~162頁。 

  [6]王道力:《中國航天事業創建與發展歷史的回顧》,中國宇航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7頁。 

  [7]《閻明復回憶錄》一,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56~457頁。 

  [8]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新華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頁。 

  [9]《宋任窮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版,第296頁。 

  [10]《聶榮臻年譜》下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80頁。 

  [11]《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頁。 

  [12]《蘇聯駐華大使館致中國外交部的照會》,外交部檔案館:109-00924-01(1)。 

  [1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31頁。 

  [14]沈志華:《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系》第9卷,東方出版中心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201頁。 

  [15]《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對蘇聯駐華大使館關于召回蘇聯專家問題的照會的復照》,外交部檔案館:109-00924-02(1)。 

  [16]《中國國務院關于送別返國蘇聯專家應當注意事項的通知》,外交部檔案館:109-00927-01(1)。 

  [17]姜廷玉:《毛澤東對中國發展戰略核武器的歷史貢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編:《全國黨史界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982頁。 

  [作者簡介]張現民,歷史學博士,研究館員,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研究中心,200030。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8年第2期 

  [責任編輯:鄭?珺]

    1. 蘇聯解體前蘇共基層黨組織與黨員思想狀況分析
    2. 唐鐸:蘇聯衛國戰爭中的“中國雄鷹”
    3. 對蘇聯解體的另一種探索與求證
    4. 從布局全球到回歸周邊
    5. 20世紀50年代蘇聯歷史教學理論和方法在中國的傳播
    6. 劉少奇為什么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訪問蘇聯?
    7. 20世紀60年代初期蘇聯駐華商務機構撤銷問題的歷史考察
    8. “蘇聯時期相關重大歷史事件”國際學術報告會在京舉行
    9.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蘇聯模式的實質性突破
    10. 蘇聯模式與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
    相關鏈接 - 當代中國研究所 - 中國社會科學院網 - 兩彈一星歷史研究 - 人民網 - 新華網 - 全國人大網 - 中國政府網 - 全國政協網 - 中國網  - 中國軍網 - 中央文獻研究室
    關于我們 - 聯系我們 - 版權聲明
    當代中國研究所 版權所有 備案序號:京ICP備06035331號
    地址:北京西城區地安門西大街旌勇里8號
    郵編:100009 電話:66572307 Email: [email protected]
    qq欢乐斗地主 372833819387927180879421108781639944631686610258721343241471031726882114327813740496058356125039988 (function(){ var bp = document.createElement('script'); var curProtocol = window.location.protocol.split(':')[0]; if (curProtocol === 'https') { bp.src = 'https://zz.bdstatic.com/linksubmit/push.js'; } else { bp.src = 'http://push.zhanzhang.baidu.com/push.js'; } var s = document.getElementsByTagName("script")[0]; s.parentNode.insertBefore(bp,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