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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產業史與科技史融合研究的幾點思考
發布時間: 2019-06-06    作者:武力    來源:中國產業史研究 2019-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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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給社科院建院40周年的賀信中指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理論和實踐的雙重探索。”要求我們“以研究我國改革發展穩定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為主攻方向,立時代潮頭,通古今變化,發思想先聲,繁榮中國學術,發展中國理論、傳播中國思想。”怎樣貫徹落實習總書記在賀信里面提出的上述要求?就經濟史和科技史研究來說,這就需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與自然科學研究有機結合、高度融合,創造出一個新的天地,開辟一個新的學術發展空間,實現1+1大于2的目標。2012年以來,隨著中國進入經濟新常態,中國工業化與科技發展面臨兩大重要問題,一是產業結構升級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二是創新,創新的核心是科技發展,這是中國工業化面臨的兩個最重要的問題,也是哲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要共同解決的問題。哲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都有必要進入更深入的探討,這種探討不只是對經濟體制、產業政策以及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探討,更應該探討科技創新、發展以及應用和普及的規律。

  第一,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的社會科學研究與自然科學研究的交流、融合。就哲學社會科學而言,尤其是歷史學而言,社會生產力、尤其是涉及到經濟發展的專業性比較強的科技研究,比較薄弱,科學和技術進步本身的規律以及比較具體的產業和技術問題,包括世界科技本身的發展規律、傳播渠道和速度、社會效益等,往往是社會科學研究的短板。而就自然科學而言,科技發展的社會背景、經濟條件、政治和文化環境等的影響,以及科技進步對社會發展的影響,還有與之相關的國家安全問題、經濟結構問題、政府政策問題等等,則往往是自然科學史研究的“短板”。進行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研究的交叉融合,還應該在以下幾個方面下功夫:一是應該拓寬研究領域、實現協同創新的目的。進一步實現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發展中國學術,創新中國理論,傳播中國思想”。二是應該打通古代、近代和當代經濟社會科技發展的經絡,實現歷史縱向貫通。三是應該打通研究中國與研究外國的渠道,拓寬產業史和科技史研究的視野和范圍。研究中國問題,并不是就中國講中國,而是站在世界經濟發展的前沿來看待中國,將中國的發展置于世界經濟的坐標體系中觀察研究,即加強橫向比較研究。古人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比較才有鑒別,有鑒別才有“擇其善而從之”,才能“前車之覆,后車之鑒”。這樣通過國內、國外研究的結合,拓寬了視野,實現了知識結構上的互補,研究領域的跨界和不同學科的交流,從而可以產生思想上的撞擊,形成新的研究課題,共同推動經濟史、產業史和科技史的研究,實現“1+1>2”的效果。

  第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研究應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出發點和歸宿地,也是其創新點和亮點。過去,經濟史研究更多關注生產關系變革,可能受兩方面影響。其一,受中國100多年經濟發展最大障礙是制度障礙的影響。新民主主義革命為打破舊的制度,而進行推翻三座大山的斗爭。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時代也是搞社會主義改造和不間斷的經濟體制調整,試圖改變生產關系以能適應新的生產力發展。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體制的變革更是急劇和深遠,已經由計劃經濟體制轉變到市場經濟體制。目前改革還處于進行時。一百多年來,中國歷史研究中更多關注點是制度變遷,認為生產力是有活力的,只要好的制度和政策建立起來,有了資本,生產力就會自動發展起來,因而對其關注不多。其二,是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的理解不夠全面。從馬克思主義到列寧主義都是講無產階級革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點也是研究生產關系。

  最近,不少學者提出:回歸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應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特別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更離不開對生產力發展的研究。沒有對社會生產力和科技進步的深入全面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建設就如空中樓閣、沙灘大廈。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研究中過多關注生產關系而生產力和科技進步研究薄弱的不均衡狀態,不僅影響其學科體系的完整性和阻礙研究的深入,更成為今天我們構建中國社會主義特色政治經濟學的“短板”,非常需要“補課”和“趕上來”。

  就生產力的發展而言,不僅是經濟增長和量的擴張,更根本、更重要的是科技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科學和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推動經濟發展最根本、最活躍的動力。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有其本身的規律和內在的質的規定性,科技的發現、發明、創新和擴散也有其內在的規律,由此導致的產業發展和結構升級亦是如此,而這方面在過去的經濟學和歷史學研究中還屬于薄弱環節,現在看來,補這個“短板”非常必要、也很緊迫。

  第三,處理好傳統與現代的關系。中國產業史和中國科技史研究,不能僅僅局限于當代產業發展,要把中國的產業發展和科技進步從古代到現代打通,打通即意味著怎么看待傳統和現代的關系,包括怎樣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過去我們講傳統文化,主要是講“形而上”的東西,現在所謂的“國學”很熱,也主要是講儒家文化,講指導約束人們思想和行為的“禮義廉恥”,儒家思想基本上不講生產力和科技發展的,中國古代學術研究具有明顯的“倫理化”傾向。程頤說:“學也者,使人求于內也,不求于內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學也。”(《二程遺書》卷25)正如《論語》中記載的: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論語·子路》)朱熹也認為中國真正的學問是“窮天理,明人倫,講圣言,通世故。”至于研究和認識自然界和生產技術等的學問,朱熹則很不以為然,他說:“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為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其飯也。”(朱熹:《晦庵先生文集》卷39)

  中國古代社會到明清時期,已經達到世界農業文明發展的巔峰,創造出令世界矚目的農業生產力和手工業技術,其中絲綢和陶瓷是其代表。近代以后,隨著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興起和傳入中國,中國許多傳統的手工業借助現代的科技煥發了新的景致,不僅沒有湮滅,而且成為近代和新中國建立初期的重要產業。最近,“一帶一路”戰略強調“合作共贏”、強調中國對世界的貢獻。而“一帶一路”中的絲綢和陶瓷,是中國傳統手工業的典型代表,蘊含著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是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展示中華民族悠久燦爛的歷史,弘揚中國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不僅有精神層面的遺產,還有物質方面的遺產,以及傳承至今的傳統手工業和產品。就物質層面來說,凡是優秀的東西,都是有生命力的,它不僅不會隨著社會的發展湮滅,它反而會借助現代科技手段重新煥發活力。因此,傳統和現代不是“對立”、“排斥”的,而是通過“揚棄”來傳承的,要做到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關鍵是怎么去研究和保護,怎么去傳承和發展。從事經濟史、科技史和產業史的研究者,應該從更高層次,從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承的角度來研究,而不是單純的局限于物質本身。

  第四,關于產業政策問題。是否需要產業政策以及如何制定和實施產業政策,從根本上講是政府和市場關系問題。今年上半年林毅夫與張維迎關于產業政策爭論的實質,是對市場和政府關系的認識以及改革方向的問題,這里既有對現實的認識問題和理論問題,也有利益問題。中國道路不是一句空話,要落實到實處,僅從理論制度方面講是講不通的,必須從中國經濟發展的特點和成就角度去講,當然也有不成功的地方。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特點是政府主導,在改革開放前是計劃經濟,是全能型政府,什么都管,改革開放以來,盡管引入市場機制并逐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是作為“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標志之一,就是政府仍然發揮著主導作用,而其發展非常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和市場“雙輪驅動”,共同發揮作用,互相彌補“失靈”。而政府發揮作用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產業政策,產業政策常常體現在全國的五年規劃、年度規劃、部門規劃以及相應的地方規劃中,最近五年來中央則越來越多地以行業或產業規劃的形式來體現產業政策。“十三五”以來專門提出產業政策,各部門都在自建規劃,不斷制定和完善產業政策。中國經濟發展成功也好,失誤也好,都與政府主導作用和產業政策有很大關系。政府的產業政策如果正確和得到落實,經濟就能夠加速和比較均衡地發展,如果失誤或錯誤,就會遲滯發展,甚至導致嚴重的產業結構失衡,所以這方面的經驗教訓需要總結。中國的國情是政府主導,這是難以避免的,政府力量強大是一個資源,并不是哪一個國家想要就有的,它是歷史和文化積淀中形成的,但是它也可能導致“資源的詛咒”,是一把“雙刃劍”,關鍵是我們能不能借這個優勢發揮長處,不斷優化政府職能,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產業和科技發展方面,中國有三個優勢:一是擁有強大動員能力的政府,政府具有強大的資源整合和動員能力,比美國強大,它能夠動員整合的資源,不僅是龐大的國有企業、基層政府和科研單位,黨的領導是全面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政府調控經濟的手段,除了財政(稅收和投資)、信貸等西方發達國家的常用的杠桿外,更重要的還有行政手段。政府不僅可以調動全部國有企業和科研單位搞“集體攻關”、“協同創新”還可以利用控股企業、混合經濟、社會組織(工商聯、企業家聯合會、行業組織),以及基層政府(甚至深入到村民自治委員會和民營企業的黨組織)發揮作用。換句話說,黨和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動員社會力量進行科技創新,并承擔科技創新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二是中國的經濟規模大,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很快通過市場的擴散形成經濟效應,例如支付寶、共享單車等創新都能夠在初期利用市場規模來產生效益。三是中國經濟的產業門類齊全。中國經濟不僅規模大、區域之間經濟呈現產業優勢和特點多樣化,而且產業門類非常齊全,產品品種豐富多樣,這為科技創新提供了很好的平臺、條件和機會。因此,中國一旦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起比較完善的市場機制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科技創新是非常有潛力的,一定能夠從世界科技發展的“跟跑者”轉變為“領跑者”。同時因中國經濟發展的資源、人口和環境的壓力大,例如制造業成本的上升以及環境污染嚴重等問題,都迫使中國必須走技術密集型道路,今天實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反映了這個客觀要求。科技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要關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市場,另一方面是政府,如何發揮市場作用和避免其“失靈”這方面,外國經驗已經非常多了,但如何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國外成功的經驗不多,我們有自己的特點,要好好總結。

  第五,關于中國的發展階段問題。經濟史、科技史要進行“長時段”的歷史研究。從中國的社會形態演變來看,既要研究農業文明下的封建社會,由農業文明向資本主義工業文明過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更要研究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傳統社會主義社會和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歷史中工業化是怎樣推進和實現的,科技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有什么樣的規律。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來看,既要研究傳統農業向信貸農業的轉變,、更要研究工業化過程中的階段性,以及中國的發展階段與世界發展階段,特別是發達國家發展階段的差異、國際經濟中的地位,以及在歷史坐標中的定位,目前中共中央關于三個“沒有變”的判斷以及以此為制定發展戰略和政策,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啟示和方法論上的借鑒。

  例如我們在研究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歷史時,就應該關注其受外部影響而出現的生產關系的階段性變化這個特點。從古代到今天、中國的農業經營體制和規模發生了從封建的地主制到土改后的自耕農制,再到人民公社的集體制,最后到今天的“統分結合”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變化,在這個過程中科技的變化、生產力的發展,是有連續性和自己的發展規律的,與制度變革并不一定是同步的。將生產力和技術進步的視角與社會形態演變結合起來來看社會的發展,并且從國際比較的視野進行研究,可以更全面、更準確地認識歷史、解讀歷史,可以更好地發揮歷史研究的“資政育人”作用。

  第六,關于中國與外國的關系。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中國應該為人類的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共識和共同愿望。實際上,即使在古代農業文明時期,盡管交通極不發達,中國與外國的經濟和文化交流就很頻繁,并在經濟發展中起到了重大作用。漢代的許多農作物就是從西域傳來的,到明清時期,紅薯、玉米、辣椒、煙草的引進,白銀大大量進口,大大改變了中國的農業經濟、商業發展和生活習慣明清時期如果沒有玉米、白薯的引進,中國人口不可能增長那么快,中國的農業也養活不了那么多的人口,這種引進對生產發展、人民生活改變的作用非常大;同樣,沒有大量白銀的進口,明清的商品經濟也不可能達到如此規模。

  當1世紀歐洲發生工業革命以后,中國在科技和經濟方面落后了,從生產力方面開始學習西方和技術引進/一百多年來,中國作為一個后發的經濟落后大國,在科技方面基本上處于“跟跑者”的地位。近代從洋務運動到“實業救國”中國絕大部分現代工業、科技、甚至高端工業品都是從國外引進的,大部分高端的科技人才也是通過留學來培養的。新中國建立以來我們實行“趕超”戰略反映了中華民族不甘落后的決心,但是趕超并不容易,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即將“對外開放”與改革并列,才縮小了中國與世界發達國家的距離。不要因為引進就低人一等,輸送就高人一頭,各民族之間、各國之間的融通交流是正常現象,是互惠共同發展的,這種理念已經貫徹到“一帶一路”戰略中。對外開放的新格局就是要進行科技創新和先進技術的引進和消化。以最優的方式、最低的成本引進國外的科技,并在國內進行消化、擴散和改造創新,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重要經驗。

  此外,研究中國產業發展史和科技史,也離不開國際比較,只有從全球史的視角和世界科技發展的大歷史中去考察中國,才能尋找出世界的普遍性和中國的特殊性,才能真正準確把握中國的國情和發展道路,還是那句話,有比較才有鑒別。我很欣賞美國政治學家西摩.馬丁.李普塞特的這句話:“只了解一個國家的人,實際上一個國家也不了解。因為不考察一個國家與其他國家的區別,是不可能真正了解這個國家的。”。因此,我們研究產業史和科技發展史,一定不能忽視國際交流和國際比較。

   本文摘編自《當代中國經濟發展與制度變革研究》(武力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已獲得武力老師授權,在此對武老師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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